男童“饿死成干尸”，谁之过？

一个男孩走失时体重90多斤，再被家人发现时“全身上下全是伤痕，身体干得只剩骨头”，尸体体重只有30多斤，加上这一人间惨剧发生的地点是河南信阳的救助站，于是这一饱受非议的官方救助机构再度被口水淹没。但理性看待，需要对此担责的，不仅仅是救助站。

为何人们将矛头指向救助站？

事实尚未厘清之前，的确不应立刻将信阳救助站贴上有罪的标签。但查阅媒体报道，就在去年年底，信阳市救助站曾发生了另一起轰动全国的事件。2014年12月4日，17岁的湖南男孩何正果从信阳走失后被送往救助站，之后救助站又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12月9日，何正果被发现在精神病医院猝死，当天信阳市殡仪馆以“无名氏”的登记名字将其遗体火化。事情被媒体曝光后，信阳市救助站站长李明被停职。当时信阳市民政局局长邹洪告诉记者，信阳市救助站在救助何正果期间，暴露出管理不规范、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未严格执行《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无疑大大增加了信阳救助站的“作恶嫌疑”，加上近年各地不断曝出救助站的负面新闻，更让公众的愤怒之火再度扑向救助站。2014年12月，河南固始县民政局救助站，“水泥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流浪人员裹着被子蜷成一团，有的身上到处是冻疮，还有孩子被栓在了树上。”2013年湖南一家媒体派出一名记者，以流浪汉身份全程体验救助站的生活。不料，该记者被送进长沙市救助站几分钟之后，即遭遇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拷问和围殴。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

再回到此次事件本身，救助站即使没有积极寻找家长，也应该负责好孩子的安全与健康。然而事实是令人失望的。目前，孩子在救助站是怎样被“照看”的，又是如何变成“干尸”的，公众一无所知。根据媒体报道，当记者采访信阳市民政局救助科，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准备讲述事情的经过，一名男性工作人员打断女性工作人员，并称“科长回来后再说”。似乎又隐隐预示着其中有什么隐情。

男童家长也有“疏于监护”之过

信阳市民政局在关于此事的公开声明中指出，该名男童“患有严重智力障碍，且神智不清，由于缺乏有效监护经常走失。”男童亲属也承认，由于孩子经常走失，当地派出所部分民警曾在其多次走失后将其护送回家。如果此种说法属实，可见男童家长已对孩子走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见怪不怪，对民警能把孩子送回有了某种依赖心理，从而忽视了家长本身对孩子的监护职责，这也成为引发这一悲剧的导火索。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其中家庭是首要的责任承担者。此一事件中的智障儿童并非孤儿，家长显然也负有责任。美国法律就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24小时得到监护，否则监护人会受到法律制裁。如果父母将子女单独留在家中，结果发生意外，比如火灾或者子女受伤，当地警察或者儿童权利机构的人员可能会登门拜访。在很多州，父母的这种举动属于监护不周或疏于看护，被视为犯罪，如果父母因此被定罪，就要去坐牢。

而在中国的私有观念中，儿童是家族的私有物，父母想怎么就怎么，政府不能干预。这样的观念，导致中国的父母可以以种种借口工脱离儿童的视线，从而间接导致儿童发生意外。2012年11月16日，五名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的街头垃圾箱内，调查死因是生火取暖引起的一氧化碳中毒。事后毕节市委处理了事发所在区的两个副区长。但在追究政府责任的时候，却没有去责问家长疏于监管的责任。

事实再度说明社会救助体系的薄弱

这些家长为何未能尽责？在学者郑戈看来，除了个人主观上的原因，当然还有贫困、外出打工等社会经济原因。任何处在经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阶段的国家，都会存在大批劳动者在自我谋生与养育后代之间左支右绌、难以兼顾的现象。因此不能忽视或否认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此次事件中，男童虽然走丢，但是并没走远，接家长报案的五星乡派出所和把孩子送到救助站的老城派出所同属信阳市浉河区，相距只有区区几公里，按说不难找。但发现孩子的派出所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家属？救助站为何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家属？如果他们当时互通一下信息，事情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走向。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寻找过程？

2006年9月，美国得州一名两岁男孩失踪，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出动50名警察、两架直升机开始在数公里范围内大面积搜索。首次寻找未果后，警察启动了“全国儿童警报系统（一种类似天气预报的系统，随时向公众发布通告，以便公众提供信息）”，向当地5000个家庭发布寻人公告，引发当地社区的关切。第三天，直升飞机终于在一个池塘边上发现了男孩。此外，美国还设有“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开通多语种全天候的热线救助服务，失踪儿童家长可以借助该中心网站制作标准化的寻人布告。

到不是说要求有关部门像美国一样丢了孩子出动直升机找人，但建立一个相应的服务中心或找人系统还是完全能做到的。然而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所言：“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架构，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还没有建立。”据报道，从2003年起，公安部开始筹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但因种种原因和实际困难尚未建立起来。

除了警方的救济能力缺失外，中国的民政、社会救济能力也很薄弱，全世界发达国家全部都建了有儿童的庇护所，任何公民只要看到街头有流浪儿童，都有义务向警方、儿童福利部门报告，相关的救助机构会立即核实调查孩子的情况，在联系到家人之前为他们提供一系列的帮助、服务。而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报告制度，公众意识不到自己有义务报警；或者想要帮助他们，也不知道要联系什么部门，具体该由谁管。

【事件介绍】

走失男童被送救助站后变“干尸”

近日，河南省信阳市有网民发帖，称其儿子王志强在走失半年后，被发现在信阳市民政局救助站死亡，“孩子伤痕累累、形如干尸”，引发广泛关注。记者从信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获悉，王志强为因病抢救无效死亡。对此，死者家属表示，孩子生前可能遭受虐待。信阳市公安局羊山分局4月29日早晨8点进行尸检。

网帖曝“饿死人”警方介入

近日，有网友发贴称：“信阳市救助站将我天真活泼的儿子活活给饿死打死。”发帖人叫王新红，家住息县临河乡柿树村。

4月28日中午12点51分，信阳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针对网上反映的信阳市民政局救助站救助孩子王志强死亡的情况，信阳市公安局成立了由督察、法制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当时公安机关接处警情况进行调查，同时刑侦部门成立专案组，对王志强的死亡情况展开侦查。目前，各项工作正进行中。

晚上，记者在信阳市一出租屋内见到了死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父亲王新红和母亲刁秀手握孩子的照片，面色疲倦，母亲不断流下眼泪。据王新红介绍，去年10月2日上午10点，孩子说出去玩会儿就回，但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家，“当时觉得孩子可能丢了，开始联系家属一起寻找。”孩子母亲称，孩子今年12岁，智商比一般孩子低，只上过一年学，因为多动，所以一直在家。平时疼爱孩子，事发当天没有打骂过他。10月4日，家人到派出所报警。

今年4月22日，王新红从报纸上看到救助站发出一则公告并附有孩子照片，随即与救助站取得联系，确认身份。王新红称，当晚9点来到救助站，由于不敢相信孩子已经去世的消息，要求看尸体，“救助站工作人员以领导不在为由，表示第二天9点才能看。”第二天一早，王新红及部分家属提前2个小时赶到殡仪馆，起初他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孩子，当看到面前尸体的这两处伤口（左腿有处刀伤，右脚有处烫伤）才确定。“当时一下子就蒙了，孩子的母亲晕倒在地。”王新红指着刁秀左侧额头的伤说。

家属质疑：为何尸体皮包骨有疤痕？

据孩子的堂叔李洪严介绍，23日他们在金山殡仪馆进行尸体确认时发现，“生前90多斤的孩子，皮包骨一样，形如干尸。”

据李洪严提供的照片显示，王志强脸部、肩部、腿部有疤痕，臀部皮肤破损、骨头外露。家属据此怀疑，王志强生前曾经遭受虐待。

医院给出“营养不良”的诊断，让家属无法接受。

警方及救助站工作不到位？

此外，去年10月4日，他们曾到五星乡派出所报案。老城派出所找到孩子后，未曾帮助寻亲，而是转交给市救助站。同时，救助站接收孩子长达半年，也未曾登报或采用其他方式联系亲属。他们认为市公安部门和救助站工作不到位，希望两方能给予解释，并待事情解决后由政府方面将遗体运回老家息县安葬。

母亲刁秀表示，孩子智商较一般人低下，但是能准确说出父母姓名及家庭住址，对于官方称孩子对这些情况不明，他们也无法接受。

对此，信阳市民政局救助站值班室工作人员向京华时报记者证实，去年10月，救助站确从老城派出所接收了一名走失男孩，即王志强。相关书面材料，已经提供给家属。

至于为何入院、为何不联系家属等情况，该工作人员并未做出回应。

民政局通报：找家男孩被送救助站存智力障碍

28日下午，信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透露，2014年10月3日凌晨1点58分，老城派出所民警将其送入市救助站。称：“10月3日零时左右，步行街麦当劳快餐店有人报警称有一名七八岁的男孩找不到家……”。救助站值班人员苏世祥、徐国进为其办理了入站手续。入站后经救助站工作人员龚志强初步甄别：受助人存在智力障碍，无法进行正常沟通交流，不能提供姓名、年龄、住址等详细信息，目测其年龄为12-13岁左右。因正值国庆节假期，为保证其安全，救助站于当日上午8时50分由工作人员龚志强、高阳将其转送至救助站临时寄养点新天伦老年公寓进行临时安置，蔡正红院长负责接收。因无法查清姓名，暂为其编号：天伦247，救助站支付代养费用4000余元。

2015年1月21日10时，新天伦工作人员发现王志强有感冒症状，口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遂及时告知救助站。工作人员拨打120将其接入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急诊诊断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医院登记姓名：无名氏，性别：男，年龄：12岁，科室：急诊科，床号：04，住院号：61488。

1月27日，王志强经治疗后症状好转，返回新天伦老年公寓，由院长蔡正红接收，再次入住养老院，暂编号：天伦298。3月30日，王志强随其他滞留受助人员一并转入罗山县康馨社会养老服务中心，暂编号：罗山088。

因病入院死时不知名家属“讨说法”

据信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提供的一份情况说明显示，一名护理工自述在护理救助无名氏男孩期间，“小孩不好好吃饭，我就哄他喂他，给他蒸鸡蛋或冲麦片奶粉，吃些零食补贴，护理人员都很关心他。”3月30日，男孩被迁走。

社会事务科通报称，3月31日，由于王志强身体消瘦且精神较差，面部皮肤多处抓伤，罗山康馨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及时通知救助站，救助站工作人员蒋燕伟、潘文锦、李传艺三人再次将其送至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治。王志强被诊断为“营养不良、贫血、急性胃炎、头面部软组织擦挫伤、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疾病。医院登记姓名：无名氏，性别：男，年龄：14岁，科室：急诊科，床号：12，住院号：62650。据医院介绍，4月18日7点50分，王志强在住院第19天突然出现血压、心率下降，神志呈浅昏迷状，光反射迟钝，医院立即给予快速补液等抢救治疗并进行胸外按压。当日8点20分，抢救无效，医院宣布临床死亡，并出具死亡证明书。救助站累计支付医疗费用5384.23元。

当天下午，救助站按照救助规程将王志强遗体存放于金山殡仪馆。4月20日，救助站与信阳日报社联系，将死亡公告发至《信阳日报》邮箱。4月22日，《信阳日报》发布王志强的死亡公告，并附有王志强生前照片。

4月22日19时19分，救助站值班人员胡发利接一男子电话，称其看到《信阳日报》当日刊登的死亡公告后，通过比对照片信息，发现与其子外形相像，要求来站确认。19时40分左右，该男子及家人一行6人来站，称其丢失的12岁儿子与死亡公告上的无名氏未成年人相似。经与救助站受助人员档案信息照片比对，初步确认为其子，并提出次日上午10点到殡仪馆再次确认。4月23日上午，该男子携亲属约20人到救助站，与站内3名工作人员蒋燕伟、朱洪彬、徐国进一起到金山殡仪馆进行尸体确认，其母通过该尸体左腿两处手术后伤痕认定该尸体为其子。家属声称王志强尸体“身体瘦弱，脸部有伤”，认定救助站工作人员虐待其子致死，遂对3名救助站工作人员进行围攻。其间强调他们在孩子走失后曾到浉河公安分局及五星派出所、民权派出所报案，公安部门没有理会。

孩子曾走失缺有效监护

信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通报称，经调查得知，其父亲王新红、母亲刁秀、大伯王新建、堂叔王新平、爷爷王尚龙、奶奶张成英系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临河乡柿树村张小寨村民组村民，其父母现在信阳市浉河区财政干校旁开有一发廊。

王志强12岁，患有严重智力障碍，且神志不清，由于缺乏有效监护经常走失。2012年9月1日晚8点左右曾有一次走失，民权派出所民警将其送至市儿童福利院。晚9点左右，民权派出所民警与王志强父母将其从儿童福利院接回，并留下联络方式。

其亲属承认，由于王志强经常走失，五星派出所及民权派出所部分民警认识王，在其多次走失后将其护送回家。

【启示与思考】

孩子究竟是否非正常死亡，在事情没有权威调查结论之前，任何揣测或许都过于武断。当初公安机关如何发现走失的男童，救助站接收后又采取了哪些救助措施，孩子的死因到底为何，这些都有待调查给出权威说法。而作为事件中舆论质疑焦点的民政部门，理当根据自身掌握的情况及时向社会答疑解惑。

面对家属和网民的质疑，信阳市民政局4月28日下午发布相关情况说明。遗憾的是，这则说明虽然大致还原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但缺乏关键证据和足够说服力，甚至，给人留下急于撇清责任的印象。之所以对民政部门如此较真，乃是走失的男童一旦被救助站接收，就在法律意义上确立了民政部门的监护职责，其间无行为能力的被救助者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监护方的妥善保护。一旦被救助者出现人身权利受损，监护方即便没有主动实施损害行为，也负有证明自己不存在失职渎职的责任。但是面对诸多疑问，具有法定监护职责的部门，竟然不是用证据来证明自己履行了监护职责，而是变相发布了一个“免责公告”，其履职能力值得怀疑。

好在，信阳市公安局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同时刑侦部门成立专案组，相关调查和侦查工作已经开展。其实从常理判断，整个事件的真相调查并不难，无论是公安机关、民政局、救助站还是救治医院，都应该有相应记录，尤其是对孩子的死因以及瘦成皮包骨的原因，经过医学鉴定应该不难做出结论。只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依然在于：这种调查会否足够中立？一旦涉及公权力部门丑闻，调查会否受到干扰？最终信息公开能否做到毫不遮掩？

无论结果如何，男童走失半年成“干尸”的新闻都刺痛了我们的社会救助制度。时至今日，看似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实际上不堪实践检验。在家属、公安机关与救助站之间，缺乏基本的信息联动机制，尤其是公安机关与救助站之间，竟然无法实现失踪人口与被救助人的核准，生命的消逝再次见证了制度的机械与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