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 于家族的社会认同、 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 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 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 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 随着革命及新中 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身份 认同。【关键词】 现代性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认 同自从中国现代性发生， 传统社会解体以 来，中国知识分子就陷入了一种生存困境， 同时也开始了漫长的身份认同的历程。由于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载体，因此，在很大程 度上，这个历程可以解释现代性在中国的命 运。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基于三个层面，即对家族（祖先）的社会认同、 对国家（皇帝）的政治认同和对儒教（孔子） 的文化认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 成单位，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 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传统民间社会实际上就是家族。传统知识分子不是 独立个体，也没有社会活动的空间，而是家 族成员，他们没有从家族中分离出来。传统 知识分子不仅在家族中生长， 而且在家族中 受教育（私塾和家教），在家族中尽孝，延续 家族事业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职责。

如果不能 出仕，就做乡绅，为家族服务。如果出仕， 是代表家族为国效力，光宗耀祖。将来致仕， 就荣归故里，造福桑梓。总之，家族是最后 的归宿，不仅在生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意 义上都是如此。传统知识分子可以没有国， 但不能没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时，往往就回 到家族去，从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而所谓 归隐，实际上是回归家族。传统知识分子的 道德理想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而“齐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 的基础，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 因此，国家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之 所在。这种“外王”理想不仅仅是一种功利 行为，由于它与“内圣”联系起来，因此也 是一种最局的人生境界。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 学说几乎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知识来源， 它既是一套道德一政治学说，又是一种信仰 体系（所谓“内在的超越”）,没有发生形上 与形下、经验与超验的分化，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准哲学和准 宗教。儒家学说不仅论证了 “外王”的合法 性，而且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终极价值。这就 是一种“圣化”的境界，它使世俗的活动 （齐家、治国）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在传统社 会里，往往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即“卡里斯 玛”，成为整个民族的信仰。

中国传统社会 的“卡里斯玛是家族（祖宗） 国家（皇 帝）——儒教（孔子）三位一体，中国知识分 子也是这个“卡里斯玛”的信仰者和论证 者，同时也在这三个层面上实现了自我认同。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世俗化过程，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卡里斯玛”解体，传统家族、国家、儒教被摧毁，“圣” 沦落为俗。现代性的发生，意味着家族的解体和家 族权威的衰落。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国内 资本的产生，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打破了家族 化的自然经济，现代城市兴起，造成农村破 产，家族解体。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产生。 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农村，但不可能再返 回农村，而是脱离家族，流入城市，成为城 市平民。正是由新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新文 化运动，他们倡导个性解放、平等自由，首 先就是反对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因受到个性 主义的冲击而衰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和曹禺的〈〈雷雨》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共鸣， 就在于抨击了旧的家族制度， 讴歌了个性解 放。家族失去了以往的神圣，而且变成了罪 恶的渊薮，祖先这个民间的“卡里斯玛”也 失去了魔力。知识分子因此脱离了家族的羁 绊，获得了人格的独立。现代性的发生，也摧毁了传统国家，致 使君权崩溃。

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传统国 家日趋衰微，君主权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 变法和革命发生，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 族国家转变。1905年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考 试制度，断绝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联系渠道。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 体，而且也打倒了皇帝这个政治“卡里斯玛” 偶像。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失去了 “外王” 的理想，也从国家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变成 了自由知识分子。现代性作为现代理性精神，也摧毁了儒 教。儒学不仅由于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衰落， 而且在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冲 击下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 的大旗，批判孔孟之道。儒学是传统的伦理 思想体系，缺乏科学精神，因此科学主义乘 虚而入；儒学泯灭个体价值，因此被民主自 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 他们不是私塾中读四书五经出来的旧士子， 而是国外或国内洋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城市 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儒家传统学说变成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 对孔子的批判毁灭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卡 里斯玛”偶像，使其失去传统思想的约束，获得精神的自由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挣脱 了传统的襁褓，由圣入俗，具有了独立个体 的身份。

他们环顾世界，不免感到陌生、焦 虑和彷徨，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发 生了所谓身份认同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包括 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 机，这是全面的生存危机。正是为了摆脱这 三重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的现代 寻根。家族的解体和家族主义的衰微，使新知 识分子获得了自由。但是，这也造成了个体 生存的危机和社会认同的危机。 外国的娜拉 走出家庭后，可以走进社会，从事自由职业； 而中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 却很难找到安身 立命之处。（因此，鲁迅提出“娜拉出走以 后怎么办？”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西方 的问题）因为传统中国没有市民社会，只有 家族即传统民间社会；而由于市场经济极不 发达，传统中国的解体并没有立即创造出一 个市民社会，没有给新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足 够的生存空间。新知识分子不能回到传统家 族中去，又无法在市民社会中立足，难以找 到固定职业，于是成为一群社会“流民”。这种生存状况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即知识分子能否融入 社会并成为社会的积极成员的问题。显然， 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社会的 破坏力量，而不能成为积极的建设力量。成 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最基本的 生存依据，它原来是由家族承担的，而现在 本应由市民社会来承担， 却由于市民社会发 展的受阻而丧失了。

因此就造成了根本的价 值危机，孤独的个体无所附丽，价值选择就 失去了根据。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 根本原因。由于缺乏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他们便 只能直接介入政治领域。传统士子可以经科 举考试进入政治领域，成为国家的工具，实 现自己的政治理想。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 知识分子便丧失了晋身之阶，与国家分离， 成为失去依托的孤独个体。虽然仍然有一部 分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府，以后国民党政府也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由于政治的紊乱，就总体而言，还缺乏知识分子 从政的正当通道。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形 成一个发达的公共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团 体、政党和舆论工具都受到限制，知识分子 没有正常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的“外王”理想在新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 和民主主义，这种政治热情受到压抑，于是, 他们只能以造反者的身份介入政治，成为革 命知识分子。这就是说，传统国家 （皇帝）的 偶像被摧毁，新知识分子发生了国家认同的 危机，他们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分离、 相抵触， 成为政治的“流民”。 而革命既是与国家分 离的表现，也是重建新国家以达到与国家融 合的努力。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本来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专门的知识分 子”，他们最初是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或职 业的兴趣选择各种学科的， 但由于市场经济 的落后而难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加之政治使 命感的驱使，于是他们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 职业，由“专门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普遍 的知识分子，即启蒙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如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胡适由学农 学而改学哲学等，其他如陈独秀、李大钊、 毛泽东、瞿秋白等更成为职业革命家。在中 国，“普遍的知识分子”最后只能是革命家， 因为启蒙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很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本来胡适等人抱 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思想文化建 设，这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表明了 对国家的独立性。但仅仅过了数年，思想启 蒙就转入政治革命。其中原因除民族危机和 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外，也由于公共社会没有 成长起来，启蒙未能收到广泛的社会效果， 大众仍然没有觉醒，从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的 急躁情绪，最后很快放弃启蒙而投入革命。而胡适等人虽坚持启蒙，但已经把重心转向 当政府的“净友净臣”，结果碰壁。儒教的毁灭，也导致新知识分子的文化 认同危机。这种文化认同危机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现代性的“祛魅”，使文化由圣入 俗，引进科学、民主，只是在“用”的层面 重建中国文化，忽略了对“体”的层面的引 进和重建；而由于传统的“道”的失落和新 的“体”的缺失，导致文化的神圣性失落和 信仰的缺失。科学、民主可以解决社会变革 问题，但不能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问题。五 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和对宗教的批判，都是企图以新的“用”取 代传统的“道”、“体”，这不但没有解决 终极价值和信仰的缺失问题， 反而使这个问 题更加严重。因此，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文化 的接受就隐含着危机。他们的终极追求受到 压抑，而科学、民主信念的正当性也缺乏终 极的论证。一些留学西方的新知识分子之所 以后来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除了 民族主义之外，还由于引进的西方文化缺乏 终极价值，从而导致对新文化的凡俗化的反 弹。另一方面，由于新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教 育是西方的、现代的，因此与传统文化格格 不入。为了启蒙，他们引进西方文化，并激 烈地反传统。中国本土文化成了异质文化， 而西方文化又远离传统， 得不到传统文化的“支援意识”，这就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 化失根。他们在中西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化之间无所适从，成为文化的“流 民”。

如鲁迅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深恶痛绝， 称之为“吃人的宴席”， 主张“别求新声于 友邦”，另一方面骨子里又是个民族主义者， 对西方文化极为排斥，写于五四时期的小说 〈〈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形象（作品 中唯一的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就透露出这种 潜意识。他由五四时期的西化转为革命时期 的反西化，也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 漂流状况。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身份 认同危机，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 和“文化流民”，就必然产生一种现代性焦 虑，这是新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精神状态。中 国现代性的精神气质， 从全民族方面看是怨 恨（民族的与阶级的怨恨），从知识分子方面 看则是焦虑，这与知识分子的反思能力和超 越追求有关。从表面上看，新知识分子的革 命选择是基于现实功利目的救国救民，与形上追求无关，但实际上更深刻的精神动 力是获得终极价值和重建生存家园。现代性 焦虑是生存性的危机感， 首先是由于脱圣入 俗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 新知识分子在现代 性的冲击面前，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基，不 由得茫然失措。鲁迅是值得研究的典型的个 案。他在五四前和五四后都曾经有一段苦闷、 彷徨，这不仅仅是由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 路，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现代性面前的生存性 的焦虑。

他对人生有一种深刻的怀疑，潜藏 着一种悲观主义的哲学，这种怀疑和悲观几 乎终其一生伴随着他，不论是在信仰激进自 由主义的五四时期，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时期，这种焦虑都没有完全消除。鲁迅 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掩饰和抹杀这种 焦虑。现代性焦虑还表现为知识分子对现代 性既渴求又充满疑虑。由于对现代性的渴求, 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各种西方现代思 潮和“主义”采取拿来主义， 不管是自由民 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还是 共产主义，都兼收并蓄，〈〈新青年》和“少 年中国学会”都是如此。同时，他们对现代 性又充满疑虑，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脱 圣入俗，意味着终极价值的失落，意味着反 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接受西方 （而且是 压迫者）的文化。因此新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也是多变的，这种改变基于对现代性的不 信任。如处于新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梁启超就 曾主张过保皇主义（辛亥革命前）和自由民 主主义（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以及保 守主义（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毛 泽东等也都改信过各种主义，最后才选择了 共产主义。正是基于这种现代性焦虑，才导 致新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选择了现代性，五四以后又选择了反现代性， 从而使中华民族 和知识分子本身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坎坷 命运。

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 生存家园的历史。由于家族和家族主义的破 产，新知识分子离开家族走向社会；而由于 民间社会尚未形成，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社 会流民。于是新知识分子就投身于革命，在 革命队伍中找到了新的“家”。 许多新知识 分子家境很好，是出于爱国爱民的信念才参 加革命的，但找到社会归属感仍然是重要的 动机。革命队伍的核心是革命政党，它不同 于西方的民主政党，后者仅仅是世俗的政治 组织，党员保留着独立性，而前者则是神圣 的“家族”，党员和革命队伍的成员在这里 找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生命， 个体完全融 入集体，“把一切献给党”；由于党是共产 主义的组织，入党就具有了超世俗的意义， 从而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这就是说，在革命 队伍里新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社会认同。由于新知识分子与国家分离， 从而失去 了“外王”理想，他们就在革命斗争中摧毁 旧的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重新获得 国家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就是前苏联社会主 义提供的样板。革命是新知识分子取得与国 家一体化的唯一途径，在革命中知识分子获 得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从而结束了自己政治 流民的历史。新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实现 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是与共产 主义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世俗的终极价值， 达到了 “外王”与“内圣”的一致。

传统文化的瓦解，导致文化的脱圣入俗， 新知识分子丧失了文化认同， 成为文化流民。 他们不可能向宗教和形上哲学中寻求超越， 这是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决定的。于是,新知识分子就开始寻找和重建新的天人合 一、体用不二的文化。前苏联传人的革命理 论即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最高的 科学和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身份与现代性 相衔接，另一方面又以理想主义的品格即共 产主义学说重建了革命的“体”和“道”， 从而具有了形上的意义。 五四时期的李大钊 在1918年11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5卷5号上的〈〈BOLSHEVISM胜利》一文中引述〈〈泰晤士报》文章的话：“BOLSHEVISM是 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有了 BOLSHEVISM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 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并指出：“这 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今日的俄国，有 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 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 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 动所风靡。”在与众多的西方现代性思潮的 斗争中，特别是与三民主义的斗争中，马克 思主义能最终取得胜利，它的理想主义品格 和终极关怀功能是重要原因。

新知识分子在 革命运动中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实现了救 国救民的理想，而且找到了新的信仰，从而获得了文化认同。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新知识分子对现代 性的回应经历了肯定和否定的历史回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与五四时期接受了 现代性，导致脱圣入俗和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的危机。在五四后的革命中，新知识分子以 反现代性的方式进行了重建社会、国家、文 化的努力，并重新获得了自我认同。在建国 后，进一步完成和强化了这种反现代性的建 构。在建国后，按照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其基本性质是国 家与社会不分，国家对社会生活施行全面控 制，包括经济上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 上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文化上的意识 形态一元化等。这就重新建构了一个高度一 体化的生活世界，知识分子在这个生活世界 里完全被同化了，他们也认同了这种存在。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 没有民间社会 的存在，家族也被消灭（国民党通过农村破 产和城市化有限地消灭了家族，共产党则通 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彻底地消灭了家族 ）， 取而代之的是单位”。单位不仅是生产单 位，而且是国家的细胞、人民生活的共同体， 它在党政机构的直接领导下， 集国家的几乎 全部功能于一身，代表国家管理成员的经济 生活（生产以及一切社会服务等）、政治生活 （通过党组织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监督 阶级异己分子）、执行法律（治安保卫甚至有 送劳动教养的司法权力等）以及文化生活 （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主要工作 ）。

每一个 人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工人属于工厂，农民 属于人民公社，干部属于机关，知识分子属 于文化教育等事业单位，就是没有工作的人 也有相应单位管理，如学生属于学校，家庭 妇女属于街道居民委员会。这样知识分子就 结束了社会流民的历史， 成为单位的一分子, 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 单位是国家的 细胞，是革命的家庭，知识分子融入单位就 得到了归属感、神圣感，产生了一种忘我的 集体主义意识。在单位体制中知识分子获得 了社会认同，找到了生存的家园。但是，这 是以牺牲知识分子的特性为代价的， 他们不 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单位的属人。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主要 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成为人民中的一部分。同时，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获得了 “国家 干部”的身份，虽然低于党政干部，但高于 普通人，而且少数人改造好了还可以入党， 转化为党政干部。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 政治流民的身份，获得了政治身份。改造思 想是获得这种政治身份的必要途径，为此知识分子也经历了各种磨难，但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毕竟获得了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是与 共产主义的神圣使命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 政治的意义，它成为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 最高理想。

国外一些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 为什么能被“洗脑”，为什么无怨无悔地认 同社会主义。他们不明白，对于中国知识分 子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找到了安身立命的 所在，意味着实现了 “内圣外王”的使命。建国后，通过思想改造和学习教育，知 识分子实现了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 转变，从而获得了新的信仰。与革命知识分 子不同，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唯一的 现实。同样的是，他们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 的接受是虔诚的，对自由主义的清洗是彻底 的。支撑着他们的除了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外， 还有崇高的终极价值的追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