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探险的开始是2016年的秋季，我提着两个沉重的大箱子飞抵曼哈顿，入住位于114街正对巴特勒图书馆（Butler Library）的公寓。这里是纽约曼哈顿相对安静的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街区，也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哥大师院（Teachers College）所在的街区。早晨四五点钟，校工已经把校园清扫得干干净净。校工大多为黑人和拉丁裔，身穿深蓝色的短袖制服，而纽约的老建筑许多都保留着百余年前的原貌，我的公寓就在这样一所踩着楼梯就能听到吱吱嘎嘎声响的老房子里。

初到纽约，我的导师艾明如教授（Mae Ngai）就将她的外公、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先生的旧照一一呈现在我面前；在艾教授府上的客厅，我见到了艾教授的母亲、哥大药理学终身教授的王雪华女士以及她的胞妹、台湾地区著名建筑师（“台湾图书馆之母”）王秋华女士。两位出身民国大家族、久居美国的老太太，刚刚从曼哈顿中城的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听完音乐会，加入了我们的晚餐宴席。

听我正和艾明如谈胡适，王秋华女士非常高兴，随即热情地同我讲述她们对胡适和王世杰谈话时的印象：“他来家里喝茶聊天。我给他们煮茶。他们围着茶水长谈，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还坐在那里热烈地谈着。我过去一看，才发现茶早都煮干了。”（大致）她吐字很慢，仔细向我描述这一情景，让初来乍到的我感到，大名鼎鼎的胡适之仿佛此刻就坐在我们身旁忘我地谈话。也是这一时期，艾教授命我们几个博士生动笔撰写研究论文，我于是集中读完了藏于哥大珍善本档案馆的唐德刚编胡适口述史，也拿到了他在康奈尔留学时期档案的微缩胶卷，假期还特意飞去台北参观了“中研院”近史所的胡适纪念馆。也是通过胡适，我逐渐梳理出晨边高地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像。

纽约的中国知识分子

晨边高地与百年中国学术、思想、政治渊源深矣，二十世纪初，许多中国学者远赴重洋，前往美国寻求科学和教育知识，与美国知识界进行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跨太平洋交流与对话。其中不少人曾在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教育学家保罗·孟禄（Paul Monroe）、克伯屈（William Kilpatrick）等门下学习后学成归国。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马寅初、严鹤龄、熊崇志、张彭春、张伯苓、任鸿隽、朱经农、查良钊、凌冰、杨荫榆、陶行知、陈鹤琴、熊佛西、陈雪屏，一大批民国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也都曾旅居曼哈顿的晨边高地，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哥大师范学院度过难忘的留美时光。他们学成归国后，又将一批美国知识分子邀来中国——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间在华讲学，影响深远；克伯屈于1927年和1929年分别来华；孟禄更是于1913年和1941年间，前后十四次访华。这种跨越太平洋的思想与文化交流不仅深刻地塑造了现代中国科学教育和研究的面貌，也成为了跨国史研究中值得深入挖掘的重要议题。这是我在哥大师院孟禄档案里找到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中央坐着的正是保罗·孟禄。孟禄教授身边聚集着胡适、蒋梦麟、孙科、陶行知、凌冰等一批最知名的中国知识分子。

笔者在孟禄档案中发现的纽约中国留学生照片档案（引用信息如图）

通过这些中美知识分子，我发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轮廓。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 “中基会”，这是一个中方主导、美方参与的基金会，创立资金源自美国于1924年第二批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成立以来，中基会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以科学知识服务中国社会。第一批美国庚款退还中国的款项建立了清华学堂，并从1909年到1940年资助了大批知识分子赴美深造。然而，对第二批退还庚款建立的中基会的历史贡献，我们目前仍了解甚少。

中基会系统性地资助了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研究所，不仅包括清华、北大、南开、武大、云大等学校，还包括一系列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社、中国地质学社、营造学社、“中研院”等。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中基会又在科学研究与教学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战后期，新一代中国科学家在战时接受了系统性的科学训练，后来留美并成为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二十世纪初中国缺乏系统化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环境，这批中国科学家是如何在战时获得优秀的科学训练的？理解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交流网络对我们把握现代中国科学的发展的历程至关重要。美国知识分子如何为中国科学发展设计并推行民主愿景，而在科学传播背后他们的政治假设又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回应美国输出的科学，他们最终从又摒弃了哪些不适用于中国的观念与实践？

去纽约和波士顿找寻档案

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了中美之间的档案之旅，迫不及待地想要钻研中基会中核心的美国知识分子保罗·孟禄的个人档案。2021年暑假，拜登宣布重新开放美国，疫情期间关闭的档案馆也随即逐渐有序开放。我来到艾明如教授的府邸，各自戴着N95口罩小心翼翼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接下来的过程里，艾教授全力协助我争取到一批与中基会相关的珍贵史料。

首先，我开始系统性地阅读孟禄档案。我曾在位于纽约上州的洛克菲勒档案馆（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做档案研究，接触到他1913年的初次赴华的具体情形。二十世纪初叶，中美知识界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往来交流。1919-1921年间，孟禄的同事杜威受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之邀访华，一路演说，跑遍中国大半省份。杜威返美不久，1921年，孟禄第二次来华，为中国发展科学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十分详细的调查建议，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该用于何处，不该如何使用，也提出了明确的、甚至是强势的个人看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番争取，尚未公开和整理的孟禄档案终于完整地呈现在我眼前；当时全美档案馆刚刚重新开放，二十多箱档案每天都很豪迈地预留给我一人独享！

哥大师院的孟禄档案（摄于2021年夏）

然而这份工作的体量也很大。连续一个多月的阅读和整理后，我终于消化完这批材料，看到许多珍贵的手稿和相片，甚至不小心碰到了最后一个盒子里保留了近百年的教授博士袍。重回纽约做研究，经历疫情，表面上熙熙攘攘的曼哈顿已物是人非。这一年我回到纽约时，曾经有幸邂逅的王秋华女士在台北辞世；年末，我在哥大附近的街区撞见行色匆匆的艾明如教授姐弟三人，又惊闻王雪华教授离世的噩耗。历史似乎离我很远，但又发生在我身旁。而另一方面，在纽约做研究的时光非常安静，沉浸在研究中的我因身处故事发生的街区而时常有时空穿越的错觉。沉浸在档案研究中，甚至梦里也会回到进步主义时代的纽约。当时正值暑假，天黑得很晚，每天结束研究后，我会从120街的哥大师院回到116街晚餐，路上，我会经过杜威位于116街的寓所、胡适位于Furnald Hall的宿舍、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严修（范孙）先生来纽约找张伯苓访问时居住的公寓，晚上散步回来，萤火虫星星点点。中基会的故事融入了这个曼哈顿街区的历史中。曼哈顿的老建筑仍然是百年前的模样，那些来自一百年前的老式公寓里，保存着进步主义时代的老式电梯，见证了历史的种种印记。

完成纽约的研究，我前往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查阅十几箱顾临档案（Roger Sherman Greene Papers），更深入地研究了中基会创建之初，在同样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的美国中华医学会（China Medical Board）执行主席顾临（Roger Greene）与孟禄之间发生的、围绕应当优先发展纯科学还是应用科学而展开的一系列热烈的思想辩论。这场1924年中基会创立之初的关于中国应当发展何种科学的思想辩论，可以让我们发掘美国的科学观念、知识，是如何在行动层面被执行，适应中国社会的本土需要，并正向促进和推动我国科学与学术的发展。

回到当时，美国国务院宣布退还第二批庚子赔款的消息传来，在中美两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和热烈的辩论。那么大一笔钱，是用来修建铁路，造一个公共图书馆，建立一所惠泽中美关系的联合大学，建造一个自然博物馆，还是将这笔钱应用于促进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两国利益相关人士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将这笔钱用于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想法最终从八九种不同的建议里胜出。然而这笔钱应当优先用于发展何种科学？最后观点以两方为代表，其中，孟禄和顾临两派立场最为鲜明对立。

孟禄认为1924年的这一大笔钱应被用于在华建立一所科学技术学校，培养中国的技术人才，只有将自然资源的开发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不受制于外方专家，不然中国难有真正独立的一天。简单来说，孟禄认为在这一时期发展纯粹科学的研究脱离中国的实际需求，而应用科学的发展才是迫切的。而另一方面，顾临、丁文江为代表的董事则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全新的技术学校耗资甚巨，不如先资助状况良好的中国学术机构，不仅用以发展科学教育，也用以推进纯粹科学研究的发展。尽管孟禄影响力巨大，但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完全采纳孟禄的意见，顾临、丁文江等的建议最终胜出。该款项既用于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又旨在增进专门技术之训练，科学之研究试验及表证，与科学教学法之训练。

应用科学与纯科学的路径之争，体现出孟禄和顾临以及其他中国科学家对中国实际需要的不同判断。孟禄认为中国最迫切的是用科技改良其交通、通讯、工业、医疗和卫生，促进人们日常观念适应工业化和进步主义时代的节奏。而中国科学家之求索科学研究，并没有因为当时国力贫乏虚弱就放弃对科学知识更深层次的追求。任鸿隽、丁文江等受过欧美系统性科学训练的归国科学家，并没有满足于从欧美舶来二手的科技知识，而更想要探究科学自然知识之玄奥，在中国做出让世界认可的一流的、原创性的学问。借用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的话：“欲进知识，在明科学，在得所以为学之术；为学之术，在由归纳的论理法入手，不以寻章摘句索玩故纸为己足，而必进探自然之奥。不以独坐冥思为求真之极轨，而必求证于事物之实验。”

在中、美、德讲中基会的故事

纽约和波士顿的旅行是我的中基会研究推进的重大进展。可惜好景不长，疫情新剥夺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我本计划进一步在波士顿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查找关于费正清夫妇与梁思成夫妇的更多史料，但新一波奥密克戎病毒来袭后，档案研究又开始变得困难。通过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我和费正清的女儿霍莉建立了联系。冬日的纽约，我小心翼翼地戴着几层口罩和霍莉相约在纽约环河路上的消防员纪念碑见面。霍莉的寓所靠近我经常购物的乔氏连锁超市；费家至今和梁思成的后人保持密切往来。当时沉浸在研究中的我根本没想到会和她有缘在曼哈顿见面。梁家和费家的深厚感情，也是我所讲述的中美思想史故事的一部分，而费正清初到中国就与胡适、丁文江等相识，梁思成、营造学社在抗日时期艰苦的工作背后也有中基会的资助。霍莉非常热情，她以母亲费慰梅（Wilma Fairbank）的作品和其他相关史料相赠，真诚地期待着我一系列档案研究成果的最终问世。

和费正清的女儿在曼哈顿见面

找到档案只是旅行的开始，讲好中基会的故事则是另一场更艰难的思想冒险。闭关写作几个月后，我在中美断航前幸运地回到了国内。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思想史的课堂上汇报杜威在华访问的思想史研究，在康奈尔大学就中基会的历史做过两次讨论会，也在美国外交史年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和美国历史学家年会（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汇报过这一研究许多方面的初步成果。与国内同行的交流同样极大地帮助我进一步挖掘中基会的故事。我在武汉大学演讲时，在谈孟禄-顾临之争时偶然和大家谈及在哈佛档案馆看到的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 1861-1931）对如何运用中基会资金的热情洋溢的陈述。邀我访问的杜华教授，随即指出这位在华奋斗了一生的美国女士在武昌文华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事业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值得深入挖掘。经他提醒，我才意识到，在这个长达六七年的围绕中基会的研究项目中涌现出许多类似值得深挖的跨国史课题，需要我完成论文写作后慢慢吃透。后来，在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多次来到珞珈山。杜老师还曾兴致勃勃地带我步行至武大教授的旧别墅区，在他的引导下，在珞珈山顶，我得见王世杰校长一家当年寓居的别墅，秋华和雪华姊妹曾在此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在国内其他机构交流和演讲也给了我许多启发。例如，在南开大学演讲关于中基会和孟禄访华的题目时，中基会秘书林伯遵（H. H. Lin）的后人林华标先生通过学术网络特意从上海飞到天津，热情地参加我的学术讨论会，会后交流，我们才发现大家原来都家住上海。此后，林先生不仅来参加我在上海师大光启中心的演讲会，还带我去外滩考证了中基会的办公地点；此后在纽约查档案时，我凡是读到林伯遵相关的文献，也都会给他拍送一份。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还在南开大学科技史中心的线上会议里，旁听了著名科学史家、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的王作跃教授的围绕“中美科技交流史”的系列演讲，而王教授也在我博士论文提交前细读我的论文全文，给我进一步将论文改成英文书稿发表提供了专业和细致的建议。

论文终于快要完成时，延续了三年多的疫情也将近抵达尾声。由于专注中基会的研究自然也涉及科学史，我很顺利地得到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技史研究所（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的邀请，去柏林访学半年。在马普学会，李安娜教授（Anna Lisa Ahlers）带领的研究课题组正在研究中国在全球范围科学事业的飞速崛起的现象，而我的研究恰丰富了世界对中国科学教学和研究奠基之历史渊源的认知。就这样，我也把关于中基会的思想史带去了柏林、海德堡和哥廷根。访德的半年时间里，我开启了和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脑洞大开的学术交流，结交了许多美国思想史领域和历史学领域之外的学人。跨学科的交流非常有益于对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拓展，访欧的经历也促使我跳出美国为中心的叙事框架，重新思考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际经历以及他们在祖国开创的科学事业的长期意义。

2023年暑假，我接受了专注跨国史研究的哥廷根大学研究团队的访问邀请，先是前往海德堡大学作报告，暑假再前往哥廷根大学做该主题的专门报告。在历史悠久的哥廷根老城，我与剑桥大学的范鑫教授、新泽西州罗文大学的王晴佳教授、哥廷根大学的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教授进行了多次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讨论；纽约大学的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教授也来到哥廷根大学的课堂，参加我和蒋麓（Lucas Brang）博士的联席演讲。“哥廷根之外没有生活”，这段在哥廷根老城区和大学城的交流经历也成为我做研究以来最精彩和充实的思想邂逅。也是在哥廷根，我反复思考美国科学对中国的影响及其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在向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讲述中基会的故事时，我意识到自己此前采取的叙事框架的局限。美国的科学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所谓的美国科学输出裹挟了什么意识形态？在拥有引以为傲科学研究传统的德意志，我不自觉地一遍又一遍反思何谓“美国科学”，而中基会历史里的中方自主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在中基会的案例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西方近代的科学民主观念、知识如何影响中国，而且看到中国人如何突破西方的影响，自主发展科学和技术。这个过程中有中美之间的对话，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也有中美共享的历史。

中基会的独特网络更给了我们从中美思想交流的维度、重新思考跨越太平洋（而非美国史传统典范里里已经谈得很多的“Atlantic Crossings”）的关联和纽带的新启发。中基会的董事会中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它的年报，有中文版本，也有英文版本，它的办事处设在上海，但在纽约也有总部。它的网络高度地国际化，运作的模式又能适应中国的本土需要。它既对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影响，也对美国社会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国学术和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的成员、构架和运作模式，都带有很深的国际烙印。此外，据我在中美两国的未刊档案研究发现（尤其是云南省档案馆、南京第二档案馆和哥大藏于Lehman Library的未刊史料China Institute Papers），西南联大巨大的学术成就与历历辉煌，也与中基会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科技研究教学的持续资助密不可分。

多国旅途的终点

沉浸在研究里，七年时光匆匆而逝。回过头看，我的研究之旅恰逢三年疫情，在中美德之间穿梭的过程里也遇到了熔断等复杂因素，在多国之间跑来跑去，困难重重。2022年完成美国的档案之旅后，我曾经历过史上最难的回国之旅，辗转在新泽西住了一个月，再从加州回国，到上海后又遇到诸多困难。幸运的是，这些年我得到了多个国家研究机构的资助，得以心无旁骛做研究而不必为经济发愁。

距离搬到晨边高地七年以后，在2023年9月，我终于成功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与从纽约、英国、台北连线的委员会成员进行了关于中基会和中美知识界的深入讨论。答辩会最终成了热烈的跨国学术讨论会，短短两个小时，大家都意犹未尽。随着论文在ProQuest正式上线，我也正式毕业了。纽约的老师们纷纷发来祝贺，而在马普学会，我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一起，庆祝从此迈入人生新的阶段。

有趣的是，我的七年多国旅途的终点，恰是和孟禄、哥大、中基会都深有渊源的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是中基会建立之初就一直活跃的董事，南开大学的科学教学与研究也长期获得中基会的资助。我的论文里更是记录了张伯苓校长从天津老火车站前往哥大访问的兴奋，以及他与严修、范源廉三位南开先贤从纽约告别孟禄和哥大，坐船回到国内时的欣喜——到天津时，张伯苓随即与学生步行回到南开，并立即开始不知疲倦地向南开师生介绍他访问美国的思想收获——历史的细节至今让人唏嘘不已。而邀请张伯苓校长前去纽约访问的，正是那位博士袍把我吓了一大跳的，中国思想界的老朋友保罗·孟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