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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湖南的“七伢子”戴七珍自小饱经磨难。1953年，她跟随同样历经艰难困苦的丈夫周道明，辗转来到山城重庆。那时，周道明已经在中山二路开办了一家名叫“美联”的汽车修理厂。

身为修理厂老板的周道明，把年轻时学到的汽车修理技术，发展提升到在全重庆首屈一指的水平。直到今天，戴七珍和家人还对周道明深夜抢修神秘军车的场景记忆犹新。

戴七珍：从童工到妇委会主席

1950年，戴七珍进入湘阴第二中学校学习

戴七珍这个名字是我读小学时老师给我起的，在家里我的名字是七伢子——这是表示爱怜的一个昵称。我们家是贫农，父母一共生了九个孩子，活下来五个，我是老七。

我小时候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本人封山，我们躲在山上，好几个月都吃不上盐。怎么办呢？把牛圈、猪圈里的土挖一层，放进大锅里煮，煮开以后，锅边会结出一层白色的东西，当然不是盐，是硝！苦的。没有办法，大家都这么干。日本人把我们的牲口都杀来吃了，把皮扔在粪坑里。我和弟弟就偷偷下山去捡回来，一家人煮着吃。哥哥们不敢去，因为抓到了就要做苦力！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吃小豆子。我还记得，嫂嫂带着我去山上挖老鼠洞，一个洞里可以挖出来几十个小毛栗。

1939年，母亲病逝，我才五岁。我是唯一的女儿，所以父亲很喜欢我。他解放前给地主做衣服，后来地主跑了，活计就没有了。他不怎么做农活，家里的劳动力就只有两个哥哥，要养活一大家子人，非常艰难。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只有去其他地方当童工。

那时我十三岁，刚高小毕业。离开家乡湘阴，我和表姐两人到几百里外的津市牌楼口一家纱厂当童工。童工没有一分钱可拿，只管饭。除了每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二点给两架机器导纱外，我还要负责很多杂事，像打扫机房，擦煤油罩子，另外每天去河边倒马桶。十三岁的女娃娃，要拎五个大桶去倒。冰天雪地，根本没有鞋穿 — —买不起啊，脚被冻坏了，鲜血一直跟着脚背流淌进雪地里。到现在，这伤疤还在，所以我说，我是有“肉证”的。

纱厂的日子非常苦，唯一值得记忆的是那个卖水果的老头。

那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秃头，在我们小姑娘看来，就已经是老头了。他好像姓汪，名字我不知道。我每晚要导纱到十二点，他每晚都把他的水果担子放在我织机旁边，然后又出去了。我就偷偷拿他的水果来吃。奇怪的是，他好像从来没发现。

后来我知道，当时他肯定是发现了的，怎么可能卖水果的自己不知道东西少了呢？但是他从来不说。

我在纱厂做了一年多，迎来了重庆解放。工厂渐渐办不走，我就辗转回了家。回来的时候，老板给我们买的是“敞篷”票，那个冷啊！身上只有一点点钱，不敢买东西吃，要留着怕有急事。有人看我们可怜，把吃剩的糕点给我们，我躲在船上大哭……

姑姑告诉我：“你走了以后，你父亲哭得太惨了，你要是再不回来，他肯定要哭疯的。”

回到家乡，我快十五岁了。家乡正土改，作为优秀的贫下中农子弟，我被挑选出来到县里去学习。这里的“优秀”是什么标准呢？就是积极。我当过妇女会主席，民兵基干队长——这可是要拿长枪的，真枪！带领妇女修路、开会、斗地主……我非常积极。

我去县里学习土改政策。那么多的政策，我都学得很熟。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我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分了田地，我又当了全乡的妇委会主席。一个乡有多大？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我就当了妇委会主席，那时我才十六岁。

土改结束，我被保送到湘阴第二中学校读书。我有个要好的女同学叫周碧云，她堂兄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她叔叔是我小学老师。我在学校里一直很优秀，老师同学都喜欢我。周碧云有个哥哥叫周道明，当时在重庆修汽车，她就介绍我和她哥哥认识。1953年，在三个媒人的撮合下，我和周道明结婚了。

周道明：从学徒到美联汽修厂创办人

1953年，戴七珍和周道明的结婚证

周道明出身也很苦。他是湘阴的城市贫民，父亲早年间离家，家里只有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四人过活。他十三岁时，在叔叔介绍下到衡阳一个玻璃厂当徒弟。但是周道明志不在此，他的兴趣是机械，所以自己找到一个汽修厂去打工。因为喜欢，所以就用心钻研，从洗螺丝开始学。大概在衡阳火灾之后（笔者注：应是1944年6—8月衡阳会战中，日方投弹致使衡阳城燃起八处大火。此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我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被称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周道明逃难到贵阳。凭着过硬的修车技术，他在一个叫梁献芝的人开的修理厂找到了活计，既修车又替老板开车。

解放战争后期，贵阳的国民党军方打听到周道明的汽修技术好，就命令他押车。几十辆车的车队，他开最后一辆，前面的车出任何故障都由他负责解决。他后来和我们说，贵阳的山路凶险得很，翻“七十二道拐”（笔者注：在遵义桐梓县，是贵州最险峻路段）的时候正是半夜，前面的车差点翻到崖下。有一个大帆布箱子落下来，他打开一看，全是军靴！可惜都是一顺儿的，不然可以自己留下来穿了。被迫为国民党军方做事，周道明感到前途未卜，所以他和几个同伴打定主意，东西一送到就逃跑。就这样，周道明辗转到了重庆。

刚来重庆时，周道明还是怕被国民党抓捕。他和五六个一起从贵阳来的伙伴在南岸区租房子，慢慢也结识了一些重庆当地的朋友。随后时局渐趋稳定，他开始考虑重操旧业。老周当时身边没多少资金，就变卖了积攒的两个金戒指。再加上友人蔡太太等人的帮助，他在现在的人民大礼堂附近开了一个小修理铺，买了工具，开始加气，补胎，修车。

1953年我们结婚时，周道明已经在不远的中山二路开了修理厂，就是美联汽车修理厂，地址在中山二路158号，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少年宫隔壁，枇杷山公园正对面。美联厂一共三层楼，一楼是厂房，二楼住人，三楼是食堂，后面堆放材料。厂里的设备不多，有两个千斤顶，有个磨缸机。周道明把车从中山二路开到两路口去试车，一边开车他一边听车子声音，从声音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这就是技术。他教徒弟也是要求他们学会听音辨症。当时修车很难，因为设备少，前桥、后桥、大梁这些歪了，都需要找别人校正。那时重庆刚刚解放，汽车维修最大的问题是配件严重缺乏，零件坏了都是修，不像现在坏了就一律换掉。检修汽车、拆卸零部件后，全靠手洗清洁，洗了以后再重装，所以修车师傅的手沾满了柴油，一辈子都没干净过。

周道明的修车技术是公认的好，难修的车都是找他修。当时市领导任白戈的车就指定让他修。重庆大学有几部进口车，重大车队的队长也都点名只找他修。

后来跟着他学修车的三女婿说，周道明曾经给他讲过，在1953年的一个晚上，解放军突然在枇杷山公园一带戒严，大家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接着解放军开进来两辆车——美式吉普威利斯 （WILLYS）。周道明帮这两辆车修了变速器。后来才知道，这是西南军政委员会把领导的车送来修了。

汽修在那时虽然是对技术要求很高的行业，但并不是高收入行业。当时的收费方式完全不像今天的维修行业，搞得麻麻扎扎（笔者注：意为不清不楚），而是要核算到用了好多颗螺丝，费了好多工，工时是好多这种程度，本来就没有什么赚头。美联厂成立初期，还是有些生意。一开始没有招工人，只有周道明从老家带来的一个表弟在帮忙。后来为了解决就业，通过各种关系陆陆续续安排了十几个工人来厂里，工人大都不懂修车技术，生产的事情都是周道明一个人做。又被安排进了一个会计，指手画脚让工人的家属一家几口人都来厂里吃饭，每个月都要发洗澡票、洗头票……吃大锅饭，就把厂吃垮了。

公私合营后进了交机厂

1995年秋，戴七珍和周道明在重庆

1956年，公私合营开始的时候，美联汽车修理厂实际上已经亏损有一段时间了。参加公私合营后，中山二路158号的厂房就交给了国营交通机械厂。厂从遂宁搬过来，中山二路所有的私营汽修厂都合营进去了。

周道明在厂里担任过很多不同的职务。最早是在技术科，担任副职——他一直是担任副职，做最实际的工作——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技术科建设成熟，调干部、绘图纸，一切搞好以后，副厂长又调他去别的科。反正走到哪里他都是把那个科建起来的人。技术科、设备科、生产科、动力科，总之涉及实际生产的科他都去了，最后当到大集体性质的钢圈厂厂长，管理三百多人。

大集体不仅生产钢圈，还有各种汽车配件。这个厂首先是为人民政府解决就业，里面的工人都是待业者。周道明从主厂各个科去找技术最好的工人来带这些新人，所以钢圈厂的效益还比较好。当时发奖金，钢圈厂比主厂要发得多；主厂发不起工资时，还要问钢圈厂借。

他什么都能做，确实很能干。他当过重庆市政协委员，我们家里发生火灾之前，一直挂着他和工商联主席胡子昂的合影。他一辈子的时间精力基本上都用在厂里了，虽然这让我受了不少委屈，但我心里很清楚，他一生都是一个勤劳、聪明、正直的人。

我来重庆后，先到七星岗和平路学会计。生完第一个小孩后，我又继续读书，后来到两路口夜校里教过课。1955年雅安（笔者注：当时为西康省人民政府驻地）地委干训班来重庆招人，中山二路派出所把我推荐去，几千个人报名录取三百个，我考了第四名。在雅安，我先是在商业局做文秘，后来又调到芦山支教。去芦山后，那边先就是修路，修了很长的一段路。2015年小女儿带我到雅安，我们去探访了当年我教书的地方。

我从雅安回到重庆时，公私合营已经完成。我参与了交通机械厂子弟校的创建，在学校里面教书。后来下放当工人，我也并没有觉得不愿意，因为工人在那时是最红的嘛，而且工资也和老师拿的一样。我非常积极地学习车间里的工作，做漆工。

解放初，几乎没什么车跑

如今的枇杷山公园和它对面的中山二路社区

重庆解放初期，路上几乎没有车跑，我所知道的当时车子比较多的单位有市政府、重庆的几个兵工厂、重庆大学，另外就是像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等。汽车大都是进口美国的，牌子有道奇、雪弗莱、别克，还有一些牌子现在已经很少听说了，比如斯蒂庞克，另外就是苏联的吉尔汽车等。

美联汽车修理厂所在的中山二路一带基本是汽修行业的。比如，美联汽车修理厂对面枇杷山那边就有一家修电瓶的，陈姓夫妻两人一个修电瓶、换电瓶，另一个缝补篷布；还有一家吴姓夫妇经营的小机床厂，好几家加工螺丝的五金店，以及补轮胎、修叶子板（笔者注：即翼子板，遮盖车轮的车身外板）的店，总之修车涉及到的车、钳、洗、磨各种工种都有不同的小店承担。美联汽车修理厂主要修发动机和牙箱（变速箱），校正大梁、前桥、后桥等，这些是很需要技术的。

当时重庆最大的汽修厂是位于中山二路142—143号的新华汽修厂，就在现在的儿科医院对面。新华汽修厂的厂房多，实力雄厚，有职工四十多人。老板王恩源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他自己不懂汽车修理，但是很喜欢开摩托车。

那时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也已经修好了，里面还是有些可以耍的，两分钱门票进去，可以跳舞、游泳，周道明经常去游泳。文化宫附近也没有什么店铺，只有一家裁缝店、一家茶馆。

往中山一路走是景德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搞得很好，里面非常干净，教育出来的小孩子素质很高。

枇杷山公园那时候也很荒芜，不仅没有枇杷，连一般的树都没有几棵。倒是修了一条三合土路，周道明修车时就把车开到那条路上，我常常在楼上看他用千斤顶顶起汽车，人钻到车底检修车子。

那时菜园坝已经通火车了，我去雅安就坐的火车，但菜园坝那边还是很萧条。

1953年我刚来重庆时，周道明带我去大溪沟找曾经帮过他的恩人蔡太太，但当时没有找到。我记得那时候的大溪沟，只有很窄的马路，路边有些擦皮鞋的，有个乱糟糟的菜市场，周边都是矮房子没有高楼，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也还没有建成。我对重庆最早的印象是夜里在中山二路158号楼上，听到楼下一声声“面包，面包，茶泡面包”的叫卖声，非常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