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兴趣和探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以启蒙与批判的姿态重返社会以后。西方对intellectual概念的重要论述，也已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该提到的似乎都提到了。“知识分子”早被公认为intellectual或intelligentsia的汉语译词。
“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它在中国产生之时，几乎完全中国化了，并很快发展成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中国从未有过一个公认的、真正能够匹配西方那种具有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的intellectual概念；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定义有问题，问题出在人们至今还在用它移译intellectual或intelligentsia。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我们无力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为了避免文章中过多出现英语intellectual一词，更为了强调intellectual与“知识分子”的区别，本文将intellectual暂且译为“智识者”。智慧+卓识+学者的“智识者”，比较符合西方对intellectual的一般理解，因为这个西方概念除了它的基本涵义及不同理解外，或多或少地含有“精英”的意味。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人在谈论“智识者”、尤其是“知识阶级”时，涉及和援引的基本上是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概念（英文译之为intelligentsia），汉语较为贴切的翻译是“知识群体”（“知识阶层”），也就是当初文化界偶尔用音译方法移译的“印贴利更追亚”。
对“智识者”定义的思考
中国知识界以西方观念论述“知识分子”（本文中的“智识者”）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的指称一般不是民间俗称的“受过教育的人”，也不是《现代汉语词典》所列意义上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而是从事脑力劳动者中关心文化价值的那部分人。具体来说，就是人文学科的参与者（例如哲学、历史、艺术、文学、语言学等）以及一部分中国所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但不包括法律、经济等社会实际运行的参与者，更不包括科技工作者。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越用越滥。于是，鉴于《现代汉语词典》毕竟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语言实践，有人提出“一部更负责任的词典应当列出国际通用的intellectuals的意义，作为第二定义供参考”。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对一个初学英语或其他西洋语言的中学生而言，这个论点肯定有些突兀，双语词典中可是把二者画了等号的。对一个生活在西方或在西方生活过的华人而言，也许多少能够领略这两个概念在中国与西方学术和日常生活中的差别。
在西方“智识者”这个现代概念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没有职业却不愧为智识者的人大有人在，一个原先有职业的智识者由于种种原因（如坐牢、流放、失去劳动能力等）而失业者亦不乏其人，社会不会因为其无业而剥夺其智识者地位。
虽然西方对“智识者”概念的定义不尽相同，各自都有自己的侧重面，但这个概念基本上指的是一种类型的人（群），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才智”（intellect）亦即他们的“理性”（reason）而产生影响，常常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社会荣誉。或者说，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智识者的时候，主要不是看他的受教育程度，而是取决于他的脑力劳动和精神活动的性质。他具有（不是内行或专家意义上的，而是博学或哲学意义上的）超越现实、给人启迪的开创精神；不管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还是冷眼旁观者，他总带着评判的目光；或者，他也可以是一个与社会通行的行为方式或观念保持很大距离的人。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智识者观念时，似乎过分看重诸如萨义德（Edward Said）所主张的智识者“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其实，西方在就概念论概念的辞书中或一般人对智识者的理解，很少把那种在一个（人文）学科具有真知灼见、以生产观念和思想为职业的一流学者排除在智识者之外，不管他是否具有公共关怀和政治介入。
以《迈尔百科全书》中的“他也可以是一个与社会通行的行为方式或观念保持很大距离的人”为例，我们是很难把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排除在智识者之外的，他那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无疑是智识者的典范。还有王国维所说的“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或如“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顾颉刚。这里所突出的是智识者的学术性和独立性：有出众的才智，有开阔的视野，有怀疑的能力，有批判性的思考，有主见、智慧。
在西方经典辞书或智识者论中，“智识者”概念通常都会提及两个源头，一是19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这里不包括intellectual概念的词源与早期用法）。
源于俄国的概念是指那些由沙俄出于改革之心派到西欧去学习、然后回国的青年贵族，他们了解了近代以来的西欧科学文化、思想观念、社会秩序、生活方式，回国以后深感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落后和社会状况的丑恶，因而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之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具有强烈的反判精神、尤其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被称为“印贴利更追亚”（“知识群体”“知识阶层”）。
法国的“智识者”概念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犹太血统的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上尉因莫须有的间谍罪名而被判处终身监禁。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巴黎《曙光报》上发表了写给共和国总统的《我控诉!》。次日，该报又跟进一篇众人签名的宣言书以示《抗议》，为德雷福斯辩护。在抗议书上签名的，都是些著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后来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公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为“智识者”。从法国的源头来看，这个指称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人的概念，起初是贬义的，至少带有揶揄性质。
我们再以一部德国的、或许也是德语最具权威的大百科全书《布洛克豪斯》为例，它对intellektuelle（intellectual）的定义，就字面而言，似乎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有些接近，认为智识者指的是受过教育并从事精神、艺术、学术或记者等工作的人，他们的能力和志趣建立在才智（Intelligenz）的基础上。这个定义明显侧重于智力，与俄国“印贴利更追亚”的词源相近。其实，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英语：intelligentsia）字根为法语的intelligence和德语的Intelligenz，而这两个词的共同词源是拉丁语的intelligere：认识，理解，选择。19世纪上半叶，德法等国用这个概念指称受过教育、经过启蒙、主张进步的人。此词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俄国以后，逐渐转化为指涉俄国激进派的专用名词。今天，德法两种语言中的intelligenz和intelligence，指的依然是“知识阶层”（知识界）或“洞察力”。
“智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的产生
中国的“印贴利更追亚”概念产生于民国以后，早期的通用说法是“智识阶级”（或“知识阶级”），后来才渐渐派生出“知识分子”概念，并约定俗成、沿袭至今。在西方（中国亦然），很多人对intellectual（智识者）和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不做明确的区分，甚至把它们同等看待。但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二者毕竟不是一个词，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这不仅在词义的层面上，更在于俄国和法国历史上的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以及那些被称做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sia的人在各自国家所起的社会作用。
从中国的“知识阶级”这个新词的组合来看，它更多地取自俄国的“知识阶层”概念，且一开始就被看做“群体”“阶层”或“阶级”；“智识者”概念中的那种个体性和独立性几乎完全缺席。另一方面，与俄国概念相比，中国的“知识阶级”已经不是俄国传统的“知识阶层”词义，也不是十月革命时的“知识阶层”词义。那种“知识阶级”起始就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与我们今天俗称的“受过教育的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俄国的“知识阶层”与中国的“知识阶级”概念的诞生，毕竟相差半个多世纪，而且各有自己特有的语境。
虽然俄国也说一个阶层，然而它的精英特色是很明显的，并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可以称做“知识阶层”的一员。时至19世纪末，精英化愈演愈烈：当时的知识阶层中有革命与保守之分、立宪与民粹之别，还有少数坚持传统、为人民代言的人，所有这些人的精英特色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而中国“知识阶级”在其产生的时候，精英观念是极其淡漠的，至多只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而感到高人一等而已。不仅如此，这个概念产生以后便马上出现了“淡精英化”趋势，或曰“平民化”趋势。“正宗”的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智识者”概念，来自那些人（群）的教育和职业背景，来自他们强烈的疏离感、正义感和反叛精神，以及他们的社会作用，他们属于创造思想和观念的人。而这类人（群）只是中国当初“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比如那些当时被称做“特殊知识阶级”的留学生，或接受了形形色色的西方观念并因而对现存秩序持批判态度的“受过教育的人”。
“受过教育的人”
什么是1920、19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knowledgeable elements”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便被视为知识阶层的一员。“印贴利更追亚”（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之汉语表达“知识阶级”在中国产生不久，它的“定义”就是宽泛和笼统的，而不是智识者的那种“精英化”的定义。很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文学研究中诸如“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像”之类的文章，我们见到的是涓生、子君之类，《沉沦》中的他，《一件小事》中的我；当然，孔乙己也是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说智识者是带有精英色彩、对观念感兴趣的人，而“印贴利更追亚”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那么，中国的“知识阶级”在它产生之时就显示出它与俄法概念的区别。如前所述，中国的“知识阶级”与俄罗斯的相同，是一个集体概念；然而，把中国的“知识阶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观念或社会理想，只是“受过教育的人”，当然也不是精英的。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亦即知识阶级的成员或者真正的“智识者”，我们也许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做历史的考察。对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存在大量文盲的国家来说，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众眼里，一个知文识字的小学教师便成了“知识阶级”的一分子，“书呆子”则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此乃当初中国产生和运用“知识分子”概念的语境。他们可以是怀揣中学文凭的青年，也可以是一般记者、庸俗文学作家、文化部长、数学教授等。可见，当时在中国不断普及的“知识阶级”或“知识分子”概念，完全没有“智识者”概念的深刻涵义。正因为“知识分子”特定的语义组合与历史内涵，这个概念无法与西方的“智识者”概念对应。
虽然（尤其是民间俗称的）“知识分子”似乎也有一些精英化的味道，但却让知识阶层的成员与真正的智识者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不应当用“知识分子”翻译intellectual或者反过来用intellectual翻译“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
与其说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说的是译词准确与否的问题，毋宁说本不该用“知识分子”翻译intellectual。显然，汉语中至今还缺乏翻译intellectual概念的词汇；或者说，表示水准、洞察力和造诣的intellectual，在汉语中至今没有概念范畴上的公认表达。
换言之，《现代汉语词典》“知识分子”定义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假如把它翻译成intellectual或者把intellectual翻译成大众所理解的“知识分子”，那便是错误。错误的环节不在定义，而在于用两个不相等的词进行对译。把“知识分子”与intellectual对应，只能是方枘圆凿。比如，把“倪奂之这个小知识分子”一类的句子译成英语或其他任何一种西洋语言，西方人是看不懂的，“臭知识分子”之类的表达更会让西人惊讶，因为“小”和“臭”是很难和intellectual组合的。还有新近时常听说的“无良知识分子”，“良知”可是intellectual的先决条件。
当然，我们知道，西方的“智识者”作为充满智慧的活跃的社会成分，发源于启蒙思想和对人类进步的信念；康德所说的启蒙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假如说启蒙运动的信念是产生“智识者”的前提，拓宽“智识者”概念的前提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学教师、大学生或乡村医生也应该承担起（前文所说的、真正的智识者能够胜任的）启蒙的重任。例如五四时期的社会批判文学，确实试图向读者传递一种意识和观念，即“小”智识者认为自己亦当为改变社会现状做出贡献。照这种看法，智识者概念倒不是永恒的，而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受历史制约的概念，这便是题外话了。
本文选自
《概念的历史分量》
ISBN 978-7-301-30243-9
方维规 著
作者简介：
方维规，1957年出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中德联合培养研究生。1986年至2006年在德国学习和工作，获哲学博士学位和德国教授学位，先后在多所德国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06年至今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2012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概念史、文学社会学、海外汉学研究。德文专著五部，中文专著四部，英文专著、编著各一部，中文编著五种，译作四部（中译德，德译中），论文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