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初名櫆寿，号星杓，1901年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改名作人，自号起孟，1909年又改号启明；常用的笔名有岂明、开明、独应、仲密、周逴、遐寿等。
1901年到1905年在南京求学期间接触了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开始了最初的文学活动，译《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创作短篇小说《女猎人》、《好花枝》、《孤儿记》，根据《旧约》中夏娃的故事改编《女祸传》。
1906年赴日求学。此期间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与鲁迅一起筹办《新生》杂志，提倡文艺运动，译《红星佚史》、《劲作》、《匈奴奇士录》、《炭画》、《黄蔷薇》，又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
辛亥革命前夕除在杭州、绍兴教育界任职外，继续翻译与创作，出版了介绍希腊文学的《异域文谈》，创作短篇小说《江村夜话》，研究儿童文学。五四前后加入《新青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论文，把文学革命由形式的改革转向内容的革新，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
1920年加入新潮社。同年，筹办文学研究会，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揭起了“为人生”的文学旗帜。
1924年与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
五四前后至20年代，他参加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四一二事变中，站在进步的、革命的方面，写了大量杂文。同时他在五四落潮后，特别到20年代中期思想矛盾也逐渐加深，1928年以后趋于消沉。
抗日战争爆发后变节附逆，出任伪职。华北沦陷期间，在敌伪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年部分为吹捧日帝、汪伪的汉奸文学，如为《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所作的《序言》中吹捧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具有“投身饲饿虎”的精神，表现出一副汉奸奴才嘴脸。
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后判刑，1949年1月全国解放前夕交保释放。晚年定居北京，翻译希腊文学与日本文学，出版《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著作。
五四时期及20年代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鼎盛期。周作人在20年代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1923年）、《雨天的书》（1925年）、《泽泻集》（1927年）、《谈虎集》（1927年）、《谈龙集》（1927年）、《永日集》（1929年），另有诗和散文诗合集《过去的生命》（1929年）。
1931年2月出版的《艺术与生活》是1926年编就的，收五四前后的文学论文（如《平民文学》、《人的文学》），关于俄国文学、欧洲文学、日本文学的论译，关于日本新村的论文和访问记等21篇。序文说：“一九二四年以后所写的三篇，与以前的论文便略有不同……即梦想家与传道者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
由于种种原因，大量未收入以上几个集子的文章，后编入1993年和1995年出版的《周作人集外文》上、下集中。
总观周作人自编的散文集及近年编辑出版的《集外文》，可大致看出周作人五四时期及20年代散文创作的两种倾向及其演变的轨迹。
周作人的散文历来就有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风格。
五四前后及20年代谈时事的战斗的杂文属于浮躁凌厉的一类，而五四时期的杂感、读书随笔及20年代他称之为“美文”的艺术性散文，则属于平和冲淡的一类。
《谈虎集》是1919年至1927年间的杂文的结集，多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谈虎集·序》说：“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变之虑，这是我所以集名谈虎之由来。”
集中“得罪”的是封建主义、旧文化、反动军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清党”罪行。《思想革命》、《前门遇马队记》是集中的名篇。这些杂文虽不如鲁迅杂文辛辣、深沉，却也讽刺锐利，闪耀着匕首的寒光。
最能表现周作人散文个性的却是他称之为“美文”的艺术性散文，即散文小品。
1921年6月周作人发表了《美文》。文章将“美文”界定为论文的一种，不过它不是批评的，不是学术性的，而是艺术性的：“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用论文式去表他。”它可以是叙事的，也可以是抒情的，但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周作人所提出的“美文” 这个名称并未通行。它就是通常所称的散文小品。
周作人说这种“美文”是“真实简明”的。“简明”是对文字的要求；“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假话、说别人的话。“美文”也就是周作人在《看云集·冰雪小品·序》中所说的个人的“言志”之作，是“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
这种“美文”在重个性的“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在中国则兴盛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王纲解纽时代”。
在新文学初期少有这类“美文”，只是《晨报》上的《浪漫谈》有几篇有点相近的文字，但后来不曾兴盛。因此周作人希望新文学者“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出一块新的土地来”。
周作人提倡“美文”，是五四时期个性解放要求在散文创作上的体现，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新的开拓。
周作人提倡“美文”的同时，他对于文艺与人生的关系的看法也有了改变。
五四前夕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主张“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人的’理想生活”以“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平民文学》说：“正同植物学应用在农业、药物上，文学也须应用在人生上。”这些都是文学“为人生”的主张。
而在为实践他的“美文”主张而编辑出版的他的第一个散文集《我们的园地》的第一篇《我们的园地》中却否认“为人生的艺术”说：“……艺术是独立的，……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这里，周作人仍把他的艺术称为“人生的艺术”，但它与一般“为人生的艺术”不同，在于它独立地“表现”人生，而这“人生”又仅是艺术家个人的情思，它是为自己的，而不是为他人的，但他人也可从这里得到共鸣，得到利益。所以周作人把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命名为“自己的园地”。
由“为人生”到“表现自己”，便淡化了艺术的社会职能。他是反对一切“载道”的个人 “言志”派的。无论“美文”主张的提出，还是他的散文小品创作实践，都带有极为鲜明的“叛徒与隐士” 的周作人的个人色彩。风格与人格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是和谐统一的。
周作人说：“美文”即现代散文小品，“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这是因为它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大致说出了周作人散文小品的渊源。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他的散文小品的外来影响，决不止于英国的小品，对法国的蒙田，特别是日本的俳文，也多有借鉴。这种外来影响也不止于文体上的借鉴。蔼理斯的自由与节制相协调、平衡的原则，影响了他的人格与文格，在他的散文中便“充满‘直率’与‘和谐’”。
所有这些外来影响，又都通过周作人本人的文化教养、个性气质与人生态度而起作用。他的闲适、幽默，中庸精神，博学多识，把外来文化、传统文化融化为一体，形成了他的性格；表现在文章里，便是他的风格。
周作人散文的风格内涵丰富，最突出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便是它的冲淡平和。这是和他的性格一致的。这要在文章中充分地表现出来，需要很高的审美品味、渊博的学识和甚深的艺术功力，而这些，周作人是具备的。
这样，在娓娓絮谈中，就将知识、哲理与趣味融于一体。冲淡平和，在周作人的散文中，就不只是写作上的特点，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境界，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物，平平常常的生活，然而经周作人细细品味，其中便另有一番情趣与哲理：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大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吃茶》）
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倘若说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醉了，因倦了，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昏迷，梦魔，呓语，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其实也是有限的……
但是……杞天终于只是杞天，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吧？（《谈酒》）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乌篷船》）
周作人就是用这种艺术的态度品味生活的。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和的艺术真趣，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
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练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虑”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这就是周作人的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个人风格的、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
*节选自《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上册》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