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好酒，爱在名字后面缀一个“春”字。
郢州有富水春，乌程有若下春，富平有石冻春，剑南有烧春。这些名字，或富或雅，或冻或烧，都有几分气象。剑南烧春的“烧”字，带着烟火气；富平石冻春的“冻”字，透着凛冽。都是好名字，都让人生出几分念想。可荥阳的土窟春不一样。
“土窟”两个字，听着就不像酒。土是黄土，窟是洞窟。黄土里的洞窟，能有什么好东西？
可它偏偏是好东西。
土窟春产在荥阳。荥阳这地方，在黄河边上，邙山脚下，土厚，水甘。古时候有个说法：“郑人以荥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荥水是当地的一条河，水质甘美，用它酿出来的酒，比别处的强出好几倍。当地人早在汉代就尝到了甜头——荥水酿出的酒，醇美胜于汉代的洪梁酒。
荥水从邙山流下来，经过厚土的过滤，渗入地下，清冽甘甜。酒师们用这水，配上荥阳本地的粮食，酿出来的酒，清亮，醇厚，入口绵软，回味悠长。唐人有句话，叫“甜净醇厚，回味悠长”，说的就是它。
唐代的酒，大多冬酿春熟。冬天把粮食拌上曲，封进坛子里，让它慢慢发酵。到来年春天，酒成了，启封，正好喝。所以名字里爱带一个“春”字。土窟春也是这个路数。“土窟”二字，说的不是酒，是窖池——那些埋在地下的发酵窖池，像一个个土窟，安安静静地藏着酒，藏着日子。
李肇写《唐国史补》，把天下名酒列了一遍：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
他把土窟春写在第三位。前面是郢州的富水、乌程的若下，都是南方的酒。荥阳在中原，黄河边上，土厚风硬，酿出来的酒，和南方的清雅不是一路。可它挤进了这个名单，还排在剑南烧春前面。
剑南烧春是四川的贡酒，年年往长安送。德宗年间，四川受灾，庄稼歉收，德宗特地免除了绵竹每年上贡的十斛剑南烧春。一个皇帝在朝堂上讨论一坛酒要不要继续送，可见这酒在当时的地位。而土窟春能排在它前面，不是偶然。
荥阳这地方，自古就是交通要冲。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就从这儿过，南来北往的商人、官吏、文人，都要在荥阳停靠。停下来，就要喝酒。土窟春的名声，就这样顺着水路传开了。
唐代的诗人里，谁喝过土窟春，书上没有一一记下来。可荥阳离洛阳近，离长安也不算远。李白从长安往东走，路过荥阳，喝过这酒，不奇怪。杜甫的祖父在巩县当过县令，巩县离荥阳不过几十里，一个在巩河边长大的孩子，喝过土窟春，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土窟春这个名字，在唐诗里不太出现。宋人反倒记得更清楚。张表臣写《珊瑚钩诗话》，列举天下名酒，说“土窟春，荥阳也”。宋伯仁的《酒小史》里，也收着这个名字。到了清代，还有人写诗念叨它。朱仕玠有一句诗，叫“何减荣阳土窟春”——意思是，这东西不比荥阳的土窟春差。他把土窟春当成了一个标杆，拿来比高低。可见这酒的名声，传了一千多年，还没散。
土窟春这名字，土归土，可它活得长。
唐代那些好听的酒名，什么富水春、若下春，如今还有几个人记得？可土窟春，一直在。不是因为名字好听，是因为酒好。荥水还在流，荥阳的土还在，酿酒的手艺传下来了，那坛酒就一直有人做。
后来的双桥酒，据说就是土窟春的后身。清光绪年间，光绪和慈禧路过郑州，听说当地有句民谣叫“提起双桥酒，难禁口水流”，特意寻来尝了尝，喝完了赞叹不已。从唐代的土窟春，到清代的双桥酒，再到今天的太子春，名字换了，可根没断。
一个东西，能活一千多年，不是容易的事。靠的不是名字，是味道。土窟春的味道，是荥阳的土、荥阳的水、荥阳的人，一点一点攒下来的。你喝一口，就喝到了唐代的那个春天。坛子封着口，里面的粮食和曲正慢慢地、不声不响地变成酒。不急的。等够了日子，就好了。土窟春的“土”字，不是土的，是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