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北京，前诺基亚北京研发中心亦庄园区，部分员工抗议微软收购诺基亚后的裁员。7月中旬，微软宣布预计在新财年内裁员1.8万人，其中约1.25万被裁员工来自刚刚收购的诺基亚设备与服务部门。图/CFP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纪英
本文首发刊载于9月4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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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赶在微软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原诺基亚研发部门的大部分员工陆续在离职协议上签字，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在9月底彻底离开这家工作了多年的公司，也包括梁平。为了成为诺基亚公司的正式员工，梁平等待了五年，但是离开诺基亚(今年4月，诺基亚大部分手机业务已经被微软并购完毕)，却只需要一封通知邮件。
那是一封发给所有员工的裁员邮件，补偿条件是“N(工作年限)+2个月”的工资。邮件措辞强硬地表示，员工要签订自愿协议书，如果不同意这个条件，那么将按照中国劳动法的最低标准，强制解除劳动合同。邮件中带有“胁迫意味”的措辞，让梁平和同事充满了愤怒，还夹杂一些手忙脚乱的恐惧感。
离开诺基亚快两年的员工吴军，则反思自己“得了诺基亚综合征，中国企业持续性的加班、上下级的不平等等，都让我觉得不适应。”他半是自嘲、半是怀念。
尽管微软的赔偿标准，并没有明显违法中国劳动法，但和所有外企员工一样，诺基亚的员工们已经习惯了这家芬兰企业的高福利、人性化的做法。他们构成了诺基亚中国公司的主体，同时也被诺基亚重新塑造，他们对企业的要求不再是底线的法律——而是“人文关怀”。
过去，他们的薪水和福利在人才市场长期处于相对高位。而随着诺基亚的市场份额被苹果以及来自中国、韩国的手机企业蚕食，当裁员通知伴随着诺基亚的衰退措手不及地到来，数千人被迫走出围城，重回残酷的红海市场。他们觉得格格不入，对老诺基亚愈发怀念，也对未来感到彷徨和迷茫。
寻找出路
裁员通知下发之后，8月1日，杰夫和同事们曾经拉起横幅，抗议微软“恶意收购暴力裁员”。一些QQ群迅速积累了大批员工，他们准备酝酿一场规模更大的抗议集会，并向公安部门提交了申请。一些员工们还试图和工会代表对话，但是后者摆摆手说，让他们去找微软的高管们去谈判，而有决定权的高管们则永远找不到。
此外，尽管微软的赔偿标准比不上诺基亚，但还是高于中国劳动法的最低标准。酝酿的一系列抗议行动并没有付诸实施。到8月底，N+2的赔偿标准未变，但是梁平拿到的培训费从8000元涨到了12500元。
多数员工们想要的其实是更长的缓冲期，他们担心自己短期内很难找到合适的好工作———薪水不错、加班不要过多、学习机会多。
目前，已经有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魅族等公开宣布，希望接收诺基亚的员工。
8月7日，阿里巴巴集团的招聘人员以及高管，在离亦庄诺基亚公司只有1400米的一家酒店，开了一场线下招聘会。
并不大的房间被诺基亚员工挤满了。和阿里的招聘人员初步谈了以后，杰夫觉得对方很有诚意，而且幸运的是，阿里有一些职位在北京，杰夫如果去了阿里，用不着拖家带口举家迁移。
除了线下的招聘会，还有一些公司跑到诺基亚园区内部招聘。8月7日下午，两位华为人士从诺基亚园区走了出来，他们整个下午都待在诺基亚公司，“谈了几个人，但也就是初步意向”，在裁员消息出来后，他们成了微软诺基亚部门受欢迎的人。
但是对于大部分即将被裁掉的诺基亚员工来说，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年龄问题是首要的，诺基亚员工的离职率很低，很多员工一待就是十年八年甚至一二十年。仅以梁平所在的部门为例，共有30多名员工，工龄超过10年的占了一半左右，大部分员工都是三十多岁，都已结婚。
梁平部门的“老板”，已经四十多岁，也被裁掉了。8月8日，“老板”一整天都在和部门被裁员工谈话，安抚他们的情绪。梁平看着特别心酸，“老板”在公司的职位是资深经理，并非高管级别，尴尬的年龄和尴尬的职位。“他也挺迷茫的，如果他人脉不是特别广，再找个合适的工作很难。”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和手机公司更倾向于招聘年轻人。首先，年轻人体力好，能够长期加班。其次，年轻人刚参加工作，对薪水的要求较低。比如，百度、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其员工的平均年龄都在27岁左右。而美国薪资调查网站PayScale去年7月的调查显示，诺基亚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6岁。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否适应中外公司企业文化的巨大差异?
8月4日，一位网名叫“零零发”的小米公司员工发了个微博：“好几个诺基亚的朋友想来小米求职了。我也问他们，大N记走下坡路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拖到被裁了才想起来找新工作?他们的答案基本一样：‘诺基亚好啊!外企待遇，薪水高假期多工作少，基本不用干活儿，所以之前舍不得走。’对这些人我只能说，抱歉了，小米真的没有这种好职位啊!”
零零发的确没说错，作为创业公司的小米，最近几年，大部分员工都在持续性的加班，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
这条微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在诺基亚工作了六年的员工摆摆手说：“诺基亚是先进文化，小米是原始文化，有啥可比性，几年前，这样的人到了诺基亚。连个面试机会都不会有!”
技术上的分歧则是杰夫需要面对的尴尬。他在S40团队工作了两年，而S40是诺基亚独有的手机操作系统。整个8月，他面试了6家公司，而他最想要的职位来自英特尔，但后者需要的是安卓平台的开发人员。当对方的面试人员提到一个安卓的专业技术问题的时候，杰夫想了半天，却答不出完美的答案。那一瞬间，这个一向自信的工程师被突如其来的尴尬和屈辱淹没了，“通讯技术发展很快，两年没碰安卓，落伍了。”
一些员工们已经为降薪做好了准备，研发团队要裁掉1000多人，工厂也要裁掉一千多人，“整个人才市场一下子供过于求，即便有的公司需要人才，也会使劲压价。”当一些诺基亚研发部门员工去华为面试的时候，对方问愿意不愿意从零做起，同时降薪30%。
大多数诺基亚员工仍然觉得，最适合他们的职位来自于外企，但是摩托罗拉已经被卖给谷歌，而索爱等其他日系企业同样不振。东挑西拣，最可能的去处，似乎只有企业文化比较“原始”的国内手机企业。
参加完魅族的电话面试之后，梁平想了半天说：“能在小米或者魅族找个合适的职务也不错。”他三年前在亦庄买的那套房子，每月房贷7000多元，儿子每个月的幼儿园学费也要两三千，每月固定的硬性支出让他别无选择。
从2005年开始，梁平和他所有的家人朋友一直用的都是诺基亚手机，他说自己看不上同事使用其他品牌的手机。尽管8月8日他已经收到了裁员通知，“我还会继续用诺基亚，至少我儿子摔不坏它。”
但是，这些显然挡不住市场洪流，他的家人已经催促他赶紧寻找新工作。“越早接受这个结果越好。”8月9日，梁平说，下个工作他会更多考虑公司和职务的前景，“加班我也能接受吧，只要身体吃得消。”
渐入深渊
8月1日的抗议集会，发泄的是积累已久的郁闷。
几乎所有被裁员的员工都把怒火烧向了原诺基亚CEO史蒂芬·埃洛普和收购方微软公司，由于埃洛普此前曾在微软总部担任商业部门总裁，自从诺基亚被微软收购之后，埃洛普就被戴上了“特洛伊木马”的帽子。
2010年9月，埃洛普加入诺基亚开始担任CEO的时候，他曾被当作一位拯救者。上任后不久，埃洛普曾给所有诺基亚员工发了一封邮件，这封邮件中描述了诺基亚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并把诺基亚比喻为“燃烧的井台”：
“这是我们必须做出的决定。每分每秒，我们都在丧失市场份额，丧失关注份额，丧失宝贵的时间。诺基亚，我们的平台正在燃烧。”
那时，梁平还在诺基亚的外包公司工作，但是得知这封邮件内容后，梁平特别感动。
在此之前，诺基亚的颓势已经让他有些悲观。彼时的诺基亚，在高端市场被苹果打败。在300美元以上的手机中，苹果的市场份额从2008年25%迅速提高至61%。同时，谷歌的安卓平台手机已经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低端的手机市场则被中国深圳的厂商们占据，他们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低端手机。
高层的保守也让梁平无法接受。2005年，在外包公司为诺基亚提供服务时，他就曾测试过一款触摸屏的诺基亚手机，尽管那个手机的硬件和软件水平都很一般。但四五年过后，诺基亚并没有利用触摸屏技术设计出一款有竞争力的手机，反而在这一领域让苹果占尽了先机。回忆起这一切，梁平仍然掩饰不住激动和郁闷。
而埃洛普那封感人至深的邮件，又给了梁平信心，2011年4月，在苦等了五年之后，他终于如愿入职了诺基亚。
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2011年，公司内部曾有个投票，让员工们选择未来诺基亚手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操作系统。尽管80%左右的员工们都选择了安卓系统，但是埃洛普的最终决定是使用微软系统。
“我说用安卓系统诺基亚会好很多，但是肯定不会比现在的微软系统差。”梁平说，这几乎是诺基亚大部分员工的共识。
在对于操作系统的选择上，以埃洛普为首的诺基亚高管团队，最近三四年一直左右摇摆。在智能手机领域，诺基亚使用过的操作系统有微软系统、开放的安卓系统、Meego、塞班以及基于封闭的操作系统平台S40，新的操作系统研发团队被仓促组建又被轻易放弃。
2010年11月，埃洛普上任后的第二个月，便宣布诺基亚裁员5000人，并精简塞班系统部门的人数;随后，埃洛普又推翻了诺基亚Android手机项目。
2011年，诺基亚宣布放弃开发Meego，开始全面采用微软的操作系统。而今年年初，诺基亚却再次启用了三年前被抛弃的安卓系统。
残酷的市场竞争不会对左右摇摆者手软，智能手机的后起之秀们HTC、小米坚定地选择了Android系统，与此同时，搭载着iOS操作系统的iPhone也在强势扩张，他们迅速抢占了诺基亚的份额。
曾被认为拯救者的埃洛普不但没有挽救诺基亚，似乎还加速了诺基亚的衰退。
去年9月，微软宣布将以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诺基亚旗下的大部分手机业务。彼时，梁平多少有些伤感，但是又多少有点庆幸，“微软有钱有技术，被微软收了，也许能拯救诺基亚吧。”
而且，为了安抚诺基亚员工的情绪，埃洛普还表态说，被收购后的诺基亚将会专注于设备(手机)和服务，而且在一年内不会大规模裁员。
到了2014年4月，这一并购终于完结，原诺基亚CEO埃洛普再次回归微软，并担任微软设备部门执行副总裁(EVP)。当天上午，包括梁平在内的诺基亚员工纷纷跑到园区门口，和蓝色的NOKIA标志合影，留下最后的纪念。
但是，梁平的庆幸并没有持续多久。埃洛普的承诺很快就成为一腔空谈，这背后是微软的转型。2014年2月4日，萨蒂亚·纳德拉代替鲍尔默，接任微软CEO一职，并开始主导微软的再一次转型。7月中旬，纳德拉给微软员工发了一封邮件，邮件说公司要聚焦于自己的独特的战略：微软的核心是一家移动先行、云端先行、为世界提供生产力和平台的公司。而这一战略意味着鲍尔默提出的“设备和服务”路线被抛弃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裁员随后而至。2014年7月17日，微软突然宣布，未来诺基亚只用微软的操作平台，所有的其他项目一律终止。同时宣布的还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未来一年微软公司将大幅裁员1.8万名员工，裁员人数占该公司全球12多万名员工总数的14%，其中大部分员工来自微软收购的诺基亚手机业务部门。
一看到这封邮件，杰夫的心彻底凉了，“在那之前，我和同事们加班了两周，我们研发的新产品就要上市了，哗啦一下又白干了，浪费了公司多少钱多少人力，但是微软路线重大变动，没人在乎我们的感受。”
有段时间，他曾和同事考虑换到更受重视的微软操作系统项目组，但是在那一刻，他决定彻底离开，“在诺基亚，手机是主营业务，但在微软，手机部门一点不重要。高层们反反复复，而我们则像被摆弄来摆弄去的工具。”
梦想终结
梁平是2005年开始为诺基亚工作的。那一年，他从西安一所大学毕业，学的是通信工程。当时全球手机业的主流仍然是功能机，而在全球手机市场，诺基亚已经连续10年排名第一。
在中国，诺基亚也一直在加大投资。在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占地100公顷的星网工业园记载了诺基亚的荣耀，这里是诺基亚全球最先进的手机制造园区，其年产值最高峰时高达1000亿元。
进入诺基亚工作，曾经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首选，所有的职位都有大批的竞争者。2005年，梁平应聘诺基亚失败，最后选择了一家为诺基亚提供服务的外包公司。
即便是到了四年之后的2009年，诺基亚已经初现颓势，但是其招聘条件依然十分苛刻。吴军毕业于南京一所大学，学校的一千多名相关专业学生都会参加NTL的招聘会。最终被NTL录取的学生只有区区几十名。
那一年，吴军拿到了两个offer，分别来自华为和诺基亚。从来没听说过华为的父母，毫不犹豫地让他选择诺基亚。那时候的吴军还猜不到，仅仅两年之后，在智能手机领域，诺基亚的出货量就被苹果超越了。
从2005年到2011年，梁平为诺基亚的外包公司工作了五年。五年间，梁平的工资从3000元涨到了12000元。不过，梁平依然很羡慕诺基亚的正式员工。
为了降低未来可能的裁员带来的补偿成本，几乎所有的外包公司都倾向于和员工签订有期限的劳动合同。那一年梁平已经在亦庄租房五年多，但是他不知道该在哪里买房子，“北京太大了，外包公司的工作不稳定”，而诺基亚却和员工们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此外，诺基亚的正式员工有很多软性福利。硕大的诺基亚园区几乎是一个小社会，有食堂，有诊所，分量充足的红烧肉几块钱一份，职工看病不要钱，双职工孩子的医药费则全额报销。园区还有健身房以及配套的专业教练，员工们可以免费享用。NTL的员工，包括生产工人和测试工程师、维修工程师等，干三天休四天，算下来，吴军每个月只需要工作十一二天。
诺基亚还有近百辆班车，织就的线路如同蜘蛛网密密麻麻地穿越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所有诺基亚的员工都可以免受挤公交之苦。
直到2011年，梁平的老板给他写了推荐信，再经过数轮笔试和面试，梁平最终如愿，成为了诺基亚的正式员工。
那是4月份，正是北京的春天，拿到“终生制”劳务合同的梁平一下子放松了。他很快就在亦庄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小区附近就有一班开往单位的班车，车程只有十几分钟。
那一年他还有了个儿子。“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有着落起来，”工作早九晚五，很少加班，“终生制”的职业，不错的薪水，闲适的周末。就在同时，大批的员工们从华为、中兴以及其他日韩企业，源源不断来到诺基亚，哪怕是在诺基亚的颓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之后。
很难说是应聘诺基亚的员工们原本就追求稳定和安逸，还是诺基亚的企业文化重新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诺基亚员工都说，诺基亚和他们之间非常match(适应)。
与大部分诺基亚员工不一样，吴军并不追求安逸和稳定，年轻热血的他总想大干一番，他觉得在诺基亚这艘正在沉没的大船上，自己的机会不多。
2012年8月，吴军离开工作近四年的诺基亚。
但是离开诺基亚之后，他发现自己患上了“诺基亚综合征”，“诺基亚太安逸了，到了国内的企业你就会觉得不适应。”
吴军随后跳槽至一家民营机械制造企业做销售，他的工资从5500元涨到了10000元左右，但是吴军却觉得“生活质量大不如前”。
首先，班车取消了，吴军每天来回要坐三个小时的公交车。此外，与诺基亚轻松的工作相比，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把10000元的工资全额拿到手，经常性的加班成为了常态，而且，这些加班并没有按照劳动法给予双薪。2012年吴军经常生病，有时候老板一通来电，他不得不拔掉输液管，从病床上爬起来去见客户。而在NTL，如果生病很快就能拿到病假条。
这让吴军非常不适应，仅仅工作了7个月，他就辞职回了老家。
“诺基亚那四年，我过得很舒服，但是锐气和吃苦劲似乎也磨掉了很多。”吴军半是苦笑半是自嘲地说。
而研发部门的员工在诺基亚工作几年后，对于国内企业的加班文化已经无法认同了。
32岁的杰夫来诺基亚之前，曾在某国内通信企业工作了大半年，“有时候没有什么事，还得在那里坐着，否则老板给你的考评就很差，你年终奖拿得就很少。”前公司规定六点下班，但是有位不喜欢加班的员工18:04打卡离开，第二周，该员工收到了一个通报批评：“ 工作态度有问题。”
但是诺基亚并不提倡加班。偶尔加班，是在某个项目到了最后阶段或者产品上市前夕。而如果一个团队有人加班次数比较多，经理就会主动询问，是否安排的工作过多了，或者需要参加学习和培训提高能力。如果一个团队不得不频繁加班，经理就会认为是团队人手不够，可以向上级申请，再招聘几位新人。
但在吴军看来，这样的制度有时也助长了员工的懒惰。“比如在工厂那边的测试部门吧，你就混日子吧，也能混下去，因为是终生制的合同，也不用担心被开除。”尤其是很年龄比较大的员工，“就准备在诺基亚养老图个清闲吧。”
吴军在诺基亚工作的四年中，NTL的用工制度是干三休四， “工作量不饱和，觉得浪费了很多人力，如果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感觉诺基亚的人力成本太高了。”
而梁平则在2011年4月来到了诺基亚，也就是从2011财年的第二季度开始，诺基亚开始了亏损。但是入职到现在，梁平的薪水从12000元涨到了20000元。多位诺基亚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诺基亚最近几年的业绩一直不好，但是薪酬的普涨机制一直得以遵守。
上述种种行为，都践行了诺基亚“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的形成，可能因为诺基亚起家于芬兰。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北欧小国家芬兰，经济却高度发达，社会福利制度极为完善。但是这种高福利也是沉重的负担，随着手机开发的技术门槛越来越低，人力成本成为竞争的关键因素，在和中国、韩国等低成本运作的手机企业竞争时，诺基亚不占优势。
到了8月底，梁平终于找到了下家，到一家民营软件外包公司担任测试经理。“没想到，几年之后，又回了外包公司，还好，薪水比诺基亚没降”，只是新公司在遥远的北边，没有班车，来回交通要三四个小时，他在考虑要不要在北部租房。当他2011年在诺基亚亦庄园区附近买房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会在这家成立于1865年的百年跨国公司工作一辈子。
(受访者梁平、杰夫、吴军均为化名，截至发稿前，微软公司官方没有接受采访，诺基亚手机部门的高管拒绝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