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是欧洲近世复苏的重要事件，是欧洲摆脱宗教势力桎梏进而崛起的发轫。在欧风遒疾的历史背景下，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范例引起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并将其作为中国民族复兴的文化参照。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日本人佐藤慎一认为，中国文化内部有比附的传统，即“将外来的事物与中国固有的事物联结起来，以此使输入外来事物正当化”。就连处于中华文明“末梢”的科学技术亦被士人们以墨子相比附，以此明证“‘西学’之源流存在于中国”。
彼时的救国之士仿佛从这场扭转欧洲命运的文艺复兴运动中，觅得了民族复兴的一线生机。有过多年留洋经历的蔡元培就认为，中西文艺复兴是“互相仿佛的”。作为保存国粹的干将，邓实更是直言：“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
光绪三十年，《政艺通报》在对比欧洲“洗濯清明转瞬而复兴如希腊独立、意大利独立”后，即对中国的民族复兴抱以期待：“呜呼吾民族其可以兴矣，鸡鸣而天曙矣，钟动而魂苏矣。”
急于醒世救民的梁启超似乎走得更远。他自观中国的古学，认为系“万古惟一”。欧洲所谓复兴的希腊文明远低于中国的水准，“泰西虽有希腊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据此，梁启超认定中华民族“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
国粹者多将先秦文化视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对象。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指出，西汉独尊儒术后，“诸子之学遂绝于中国……学术之途，愈趋愈狭，学说之传，日远日微”。章太炎认为，相比于经学“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由此，他得出了与邓实等人相似的结论，即“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
不过，蔡元培、梁启超等人虽然对中国文化的过去及未来抱乐观态度，但并未一味耽于中国文化的自我慰藉。蔡氏清醒地认识到，近代中国之所以能意识到落后并奋起直追，是因为“把欧洲的真正文化输入中国”，并由此造就了“中国文艺中兴发展的初期”。
总的来看，从王韬开始，直至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或多或少有西方或海外社会的履历，力图秉守中学根柢，采用中西调和的手段，以实现挽救民族的目的。这一以文艺复兴来完成国家变革的思想，在力求吐故纳新之人看来有与时宜背道而驰之嫌，但尝试以本土文化的调适来应对舶来势力的冲击也并非全不合理。由此，也就有了后来学衡派的兴起以及“整理国故”等号召。
（作者：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盛满 陈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