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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年、王一成、钟扬……过去这一年，有太多的名字烙印在读者的心中，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的故事让人感动惦念。2018年11月揭晓的第28届中国新闻奖中， 7个鲜活的人物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人物报道的价值。为此，我们对第20届至28届中国新闻奖获奖的44篇人物通讯进行了分类梳理，并从数据的角度切入进行分析，希望从中找寻出一些在选题策划方面的线索，挖掘数据背后的新闻规律。
政治、文化两条主线
是人物报道的“高产区”
（第20届至28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人物通讯线口归属）
我们对44篇人物通讯进行分类统计后发现，与传统媒体的政经文社线口架构相对应，中国新闻奖的人物通讯线索来源亦集中在这四大线口，其中政治类线口毋庸置疑成为获奖人物通讯的Top1来源（17篇，38.6%）。此外，文化类线口的获奖人物通讯同样有17篇作品（38.6%）并列榜首。而经济、社会这两条线口分别有6篇和4篇人物报道作品获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经济类人物线索来源的稿件数量并不多，但第28届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证明了其精品“属性”，《“见字如面”23年》这一作品，是近9届中国新闻奖中，三篇获得一等奖的人物通讯作品之一，其余两篇均出自政治类线口。
从获奖级别角度来分析，单纯比对数量意义不大，因为本身三个级别奖项的数量就不一致，所以我们仅以第28届新闻奖人物通讯的获奖情况来做一个样本观察。在这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获奖名单中，并无人物通讯，故我们仅分析了一、二、三等奖三个奖项的情况。
（人物通讯在第28届中国新闻奖获奖通讯作品中的比例）
在第28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名单中，人物通讯包揽了通讯类一等奖。13篇三等奖文字通讯中，人物通讯以5篇占据了38.5%。总体来看，第28届中国新闻奖中，人物通讯的“中签率”之高有目共睹。
政治类包含军、警、司法、党建、民族关系、基层干部等方面；经济类包含创业就业、交通能源、农业通讯等方面；文化类包含科教文卫四个方面；社会类包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
其余两篇一等奖作品分别为第23届中的《老红军和他的三个兵》和第28届中的《“我在中国社区矫正的日子”》。
边疆选题、年度话题
皆“数量可观”
（第20届至28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人物通讯关键词分析）
通过对44篇人物通讯稿件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梳理后我们可以发现，涉及“边疆”的话题出现频率最高，共出现了15次。“教师”、“小人物”这两个关键词也分别出现了7次，处于词频的第二梯队。“基层干部”、“爱国”、“新闻工作者”、“创业”、“民族关系”这五个关键词分别出现了4次，处于词频的第三梯队。 整体来看，涉及边疆地区的新闻由于具有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所以在评选中较有优势。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人物通讯的获奖媒体所属省份来印证上述特征（如下图）。
（第20届至28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人物通讯所在媒体所属省份对比）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获奖人物通讯所在媒体中，新疆媒体占有绝对性优势，在44篇获奖作品中，新疆媒体以7篇报道占据了15.9%，比央媒和专业性报刊这样的“集合体”还多。此外，边疆省份和少数民族较多省份在人物通讯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若将新疆、西藏、贵州、甘肃、内蒙古以及黑吉辽这样的边疆省份和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打包”计算我们会发现，他们几乎占据了获奖人物通讯所在媒体的“半壁江山”。
当然，上述作品的获奖，与近年来国家倡导民族融合以及中央要求的脱贫工作也有不少关联，这样的大背景都赋予人物更多的时代烙印。当然，具体在不同的年份上也会有相应的侧重点。比如第24届和25届中国新闻奖获奖的4篇人物通讯中，全部聚焦边疆地区人物，涉及边防官兵、民族关系、脱贫先锋等话题。而第26届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人物通讯则侧重在创业人物，这与2014年度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无关系。第28届中国新闻奖人物通讯获奖作品中的典型人物黄大年、钟扬，都是在中央提出希望海外学子能归国报效祖国时，上海和吉林两省市挖掘出的典型人物。
由于一则稿件可能涉及多个关键词，故词频统计总量大于人物通讯数量。
“独辟蹊径”备受青睐
“千军万马”也能脱颖而出
（第23届至28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人物通讯消息源分析）
根据对23届至28届中国新闻奖获奖的人物通讯消息源进行分析可知，8成的获奖人物通讯是独家报道，此外还有2成的获奖人物通讯的主角是热点人物，这些获奖报道则是“大面积”报道中的佼佼者。
独家报道由于其具有“少”和“精”的自然属性，所以每一篇报道都属“吸睛体质”。比如第27届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10年徒步巡线6万里 守护雪域高原幸福路》（三等奖），以青藏铁路通车10周年为大背景，选取了铁路巡道工这样的小人物为报道主人公，生动讲述“天路”卫士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事迹，并通过描写青藏铁路给“天路”卫士一家生活带来的巨大变迁，展现出个人、家庭与国家共命运的宏大立意。同样是以铁路职工为报道对象，第28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见字如面”23年 》（一等奖）的独家性看起来则更有“机缘巧合”的成分，一个在兰州火车站“巧遇”而得线索被记者跟踪深挖，最终形成了这篇获奖作品。而这种“机缘巧合”的背后，体现的则是对于线口的深耕和对基层的情怀，不仅是人走下去，更多的是心和脑子的沉下去、跟下去。
当然，除了独家人物受到青睐，不少“命题作文”同样也可以脱颖而出，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热点人物会在同一阶段受到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同台竞争，比拼的是“特色”。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教授是2017年的热点人物，在其事迹报告会后的一段时间，有关其生前感人事迹的报道见诸于各大媒体，新民晚报《燃烧自己生命 播下未来种子――追忆英年早逝的复旦大学教授钟扬》（三等奖）能在众多稿件中脱颖而出，除了凭借其地域优势外，更多的是靠跑线记者长期以来积攒下的详实资料，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千军万马”中“积累”为其架出了一条“独木桥”。当然，除了积累，“首发”的引爆效果自然也不必多说，比如吉林日报正是凭借着《把一切献给你 我的祖国》（三等奖）这一长篇通讯在全国的首发优势，为其在黄大年这个年度热点人物的报道中，抢占了有利先机。
由于早期稿件缺失较多，消息源确认偏差较大，故仅选取近五年的获奖人物通讯作为分析样本。
浙江媒体“轻”“重”平衡
从以上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媒体在近9届中国新闻奖中获奖的人物通讯无论是在人物线索来源上、获得的奖项级别上还是刊发媒体属性上，在近9届中国新闻奖中都体现了“平衡”的特征。从线索来源上看，四篇报道政经文社四大类来源各占一篇；从获奖等级来看，一、二、三等奖都有斩获；从刊发媒体来看，无论是按照省级、市级分类还是按照党报、都市类报刊分类，也都“势均力敌”。
若具体到个案，则我们可以看到“平衡”下的“特色”发展路径。都市快报作为浙江省内较有代表性的都市类媒体，着重关注社会民生类选题，对于吴菊萍这个“小人物”的报道，自然也是其较为擅长的一类报道选题。浙江日报作为省级党报，重政经类新闻的历史路径，促使其在农业这个经济“重镇”深耕多年，将典型人物王一成的事迹挖掘展现，也是“手到擒来”。
当然，在整张图表中最为亮眼的就是金华日报，它不仅数量占优，而且“质量”上乘。“最美”系列人物是近年来具有浙江特色的人物报道方式，金华日报作为市级党报挖掘出的“最美老师”陈斌强也是其几大“主攻方向”之一，我们不再赘述，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在第28届中国新闻奖中，为浙江捧回“金奖”的《“我在中国社区矫正的日子”》。该通讯全文2615字，将焦点对准了境外社区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体，深入报道境外社区服刑人员在中国接受社区矫正的人物故事。该文章涉外、涉政，具有极大的话题敏感性，同样也自带了极大的戏剧冲突性，但放在“义乌”这个自带“国际”背景的地域场景下，就极具特色、毫不违和。这篇人物通讯是国内第一篇关注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人物报道，也是折射了社区矫正这一司法话题，“站在刀尖上舞蹈”，不仅体现了采编人员的“胆大心细”，更折射了中国的时代变迁，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大背景下显得相得益彰。
这些获奖作品均以超链接形式附上了原文，供参考借鉴。
他是怎么做到的
记者，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