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曾风靡一时，并迅速形成一大流派：“言志派”；六十年之后，周氏“言志的小品文”再次在读者中引起审美的认同与共鸣，这种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究竟在哪里呢？这里，我想引用康嗣群在《周作人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
读他的文章，好像一个久居北京的人突然走上了到西山去的路，鸟声使他知道了春天，一株草，一塘水使他爱好了自然，青蛙落水的声音使他知道了动和静，松涛和泉鸣使他知道了美；然后再回到了都市，他憎恶喧嚣，他憎恶人与人间的狡狯，他憎恶不公平的责罚与赞美，他憎恶无理由的传统的束缚。呵，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旅行，充满了隐逸与叛徒的旅行。
确实，周作人的散文，就是由于能够十分亲切、自然而又机智地导引我们从“平凡处所”，走进“极乐世界”，在自由自在中，得到绵感、净化和启悟，所以才有那样的魅力。很显然，这种散文，在写法与趣味上，都不似传统的中国散文格局，这是他以自己的个性为根本，融合中西散文美质之创造。它比之明人小品，加人了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比之西方随笔，调和着东方式的抒情气氛；它在日本散文的“苦味”里，又注入了中国味的闲适。有人将它称之为“中国的‘伊利亚’”,周作人将它叫做“抒情的论文”。它谈得亲切自然而又意味隽永，诚可谓“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
对于这种艺术的“闲谈”，最重要者乃是作者的心境。心境，此乃作者之个性、学问及文化心态在一定时空下的产物。只有当作者内在的文化机制同外部的环境气氛达到艺术的和谐之时，才会有最佳的创作心境。
对于深受儒释道文化熏陶，秉赋着中国历代名士夙缘业根的周作人来说，20年代“五四”落潮后那种交织着失望与追求的时代苦闷，“苦雨斋”那阴阴如雨的环境气氛，似乎都更适于他那古典的、颓废的、神秘的诗意因素的发酵。
此时此景，虽感外界压迫，尚有心灵之自由；“苦雨斋”不是“世外桃源”，却也有镇日的静闲，他那“叛徒”与“隐士”的二重性格，在这里得以微妙的结合。他有时也“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气”；但更惬意的还是饮苦茶，读杂书，伴着院中白杨似雨的萧萧声，冥思、玄想，“胡乱作文”，“在文学上寻找慰安”。
因此，这一时期，他除了继续写些社会和文化批评的杂文之外，还写了不少谈论人生和艺术的“趣味之文”，诸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 喝茶》、《乌篷船》等等，均属现代散文名篇。
正是此一时期的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后，随着时势剧变，周作人之思想亦在演化，30年代，面对着尖锐复杂的斗争，道路抉择的矛盾使他更加陷人消沉；40年代，他失足变节，出任伪职，尽管原因复杂，但是有一点似可确信：深谙儒家文化的周作人不能不为这种失节负载沉重的精神压力。
在上述情况下，在周作人心理上，那种内在的文化机制同外部的环境气氛之间的艺术的和谐解体了；“叛徒”的活力既已消退，”隐士”的逸趣也随之变味，“苦雨斋”变成了“苦茶庵”。周作人再不复昔日心境，艺术的灵感和才华，都随着心境的消沉枯涩而衰减。
这一时期在其散文创作里，“读书录”式的散文占着很大比重；“艺术的闲谈”式的散文，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其意味亦不似先前那样深刻隽永了。所以我认为：作为散文家的周作人，其艺术的生命和灵魂，只属于20年代在老北京城的“苦雨斋”，没有那个时代的失望与追求并存的苦闷，没有“苦雨斋”那萧萧如雨的白杨，没有这一切同周作人那“叛徒”与“隐士”性格及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融合，便没有那种使人低回的艺术的闲谈。
周作人这种“闲谈”的妙处，首先就在于他从“自我”出发，在平凡事物上谈出动人的天理物趣。很明显，在审美主体上，周作人所倡导的“言志小品”，乃是西方随笔的“自我表现”同我国明人小品的“独抒性灵”的融合。
他所倡导的“言志”，即是“抒我之情”、“载自己之道”，而非代人立言、“载他人之道”。他认为散文最使人“惊异”处，就在于作者在笔尖下留下的是“自己的一部分”。
综观周作人所写，皆其自己的见闻感思，其取材似极平凡而琐碎，诸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喝茶，饮酒，鸟声，苍蝇，乌篷船，白杨树，自己的初恋，爱女的病……他都有兴观照。故有人说，周作人的散文，单从书目上看，好似一“拍卖品的目录”。
但让人叹服的是这些事物一经其笔墨点染，便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有人说，在周作人散文园地里，常会使人觉得“蔬菜比玫瑰花还要红艳可爱”，有时“苍蝇比天地命运那类大题目更为有趣”。的确，周作人散文的最可人处，就在它那一缕幽隽的趣味，其中有人生的况味，亦有内心的情趣。
在人生道路上，周作人虽说不上遭大劫难，历大悲欢，却也是个翻过筋斗的人，他曾自嘲说他喜欢翻筋斗，虽然翻得不怎么好，因而对人生的酸甜苦辣自有体味；加上他读书博杂，各种思想在其头脑里零乱堆积，也为其观察思考提供多种角度，这样，就使周作人对事物的“真”推容能有所颖悟。有颖悟，自然便有深味。
说到内心情趣，我们看到在周作人身上，那种古典的、频废的审美趣味，以及传统的“风流享乐”的方式，表现之浓、之自然，之辣入骨髓，在现代散文家中可谓无有出其右者。
试看：“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谈酒》）。旅行中，他向往“于新式的整齐清洁之中，却仍能保存着旧日的长闲的风趣”（《济南道中》）。
生活中除“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如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等等（《北京的茶食》）。对这些描写，凡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者，谁读之能不为之低回、神往。
周作人的“闲谈”，其叙述方式，显然是西方随笔体与中国小品体的结合。20年代，西方随笔那种袒露个性、娓娓而谈的笔调，对于正追求个性解放的中国散文家，无疑是很具魅力的。但在对它的借鉴上，周作人最得其神髓而无模仿痕迹。
他用自己之个性与才华，将西方随笔的谈论风格，中国散文的抒情韵味，乃至日本俳句的笔墨情趣，融合一起，形成其夹叙夹议的抒写体制。周作人这种“抒情的论文”，多半以知识为思想感情“载体”，他谈天说地，旁征博引，将诗情和理性暗暗掺人，故其谈论，能做到切实、具体，而又湛然有味。
这种叙述方式，在结构上便打破了传统散文那严谨的秩序，而形成一种如“名士谈心”、“野老散游”式的自然节奏。其行文信笔而书，如闲云舒卷，看似支离散漫、无迹可求，而内中却有艺术的统制与和谐。诚如林语堂所道：“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我们读周作人散文，就像坐在“苦雨斋”里，听主人那自由的、有趣的、温煦的闲谈。
周作人的“闲谈”，不仅追求意味隽永，舒徐自如；而且还“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和平冲淡”四字，向来被公认为周作人文体的审美特色。但若细细品读，便会觉出在这“和平冲淡”之中，既有中国式的“闲适”，又有日本式的“苦味”。这种包含着“闲适”与“苦味”的“和平冲淡”，正是周作人那矛盾、苦闷心理之自我调适与平衡的产物。
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来说，完全的空无，彻底的超脱，仅属幻想之境；作家所能达到的只能是那种“苦中作乐”、“忙里偷闲”式的小闲适。对此，周作人亦较明智。他曾谓：农夫终日车水，忽驻足望西山，日落阴凉，河水变色，若欣然有会，亦是闲适；至于那种仿佛看破红尘，等生死、齐祸福的“大闲适”，也不过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的表现罢了。
实际上，周作人的“闲适”，也正如那终日劳苦的农夫，“忽驻足西山”时“欣然有会”一样，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小闲适”；其“和平冲淡”，亦不过是心理矛盾的自我调适与平衡而已，可以说，他是在皱着眉头深思，含着微笑闲谈，将人生之甜苦辣，潜藏在“拈花微笑”的文字中。
因此，在其行文里我们便看到，周作人在对感情与文字的处理上，表现出十分的冷静与机智。
所谓冷静，即抒情的淡化和节制。比如《若子的病》、《若子的死》，作者对爱女若子的不幸，其胸中大悲大痛不难想象，但其行文，偏偏写得那样平和与冷静；《故乡的野菜》，开头声言，故乡对于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老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但待读过全文，便会发现在作者对野菜的谈论中，无一处不掩藏着他眷恋故乡之深情。
即使他在写“三· 一八”惨案这种题材时，也总是极力做到化浓烈为平淡，寄尖锐于委婉，而不使文字浮躁凌厉、剑拔弩张。
所谓机智，准要指表情达意上的故作隐曲或运用反讽。比如《前门遇马队记》，作者记述军阀兵警马队之横冲直撞，却故意说“那兵警都待我很好”，“只是那一队马煞是可怕”，“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褒人贬马，指桑骂槐，用的是反逻辑推论法，此反讽效果，似比正面抨击更为辛辣、深刻。《死法》，更以幽默文字，写严酷现实，读后让人忍俊不禁，而又有些毛骨悚然。
另外，在文字处理上，周作人又善于将口语、文言、欧化语、方言等诸种成分加以杂糅调和，酿成一种“简单味”与“涩味”相结合的语言风格。所以，周作人的文笔，使人感到不仅圆熟自然，且蔼然有味。有人将它比作杭州西湖的龙井茶，“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摘自余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