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中世纪，宗教势力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宗教权力，尤其是教会的影响力几乎无所不在。与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的鼎盛局面相比，尽管当时南朝的佛教寺庙数量庞大，佛教徒人手一块香火钱，免交税负，但在皇帝面前，哪怕是佛教势力也难以抗衡。毕竟，天下之大，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欧洲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几乎掌控了每个信徒的生活，神权至上，教皇的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废除国王的权位。教会不仅不用交税，反而拥有征税的权力。最著名的莫过于“什一税”。
所谓“什一税”，就是收取信徒收入的十分之一。无论是种植粮食、蔬菜，还是养殖牲畜，甚至是酒酿，教会都能要求信徒交出十分之一。更有甚者，教会还为此提供了非常“有理”的解释：根据《圣经》，农牧产品的十分之一本就属于上帝（耶和华）。这听起来似乎合乎逻辑，那么如果我的小麦被磨成了面粉，做成了面包，这不再是农产品了，怎么也应该免税吧？然而，教会并不这么认为。
教会解释说，面粉要使用水车和风车来磨，这些自然资源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信徒使用这些资源，理应将一部分收成交给上帝，而教会恰好代表了上帝。用这样的方法，教会将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纳入了征税范围。
这种征税方式，放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你辛辛苦苦耕作、收割，却要将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而且，教会的理由竟是“上帝的意思”。这种做法，不少人自然心生不满，想着如果不信教，是否就能免除这一税？或者报少一点收入，少交些税呢？可教会的反应并不友好。如果信徒敢挑战，可能会被教会逐出门外，而被逐出教会的后果却极其严重。
在中世纪，教会的权力不仅仅体现在税收上，更是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财产。如果一个人被教会开除，他的社会地位将会大幅下降，甚至连他的财产也可能被没收。于是，面对这一选择，大多数人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按时交税。
当然，也有一些坚定的反对者，比如卡特里派。他们与天主教的信仰不符，反对交税，并因此遭遇了残酷的镇压。教会发动了血腥的十字军运动，屠杀了大量卡特里派的信徒，那些逃过一劫的，还将被活活烧死。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10%的税率似乎并不算高。毕竟，古代的税制往往严苛，逃税者的后果更是十分严重。但这种税收在今天看来，还是令人难以理解。因为这些税款，理应用于社会公共利益，像修建学校、军队和基础设施等，而教会收的税却名义上是“献给上帝”，最终却根本不会用于信徒的福利。信徒交给教会的税，简直是白白烧掉的钱。
刚开始时，“什一税”只是十分之一，很多教徒觉得税率合理，勉强接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开始逐步提高税率，甚至有的主教直接提出四分之一，或者更高的要求。更有甚者，教会以“你交得多，上天堂的回报也多”为由，鼓励信徒捐赠更多，有些人甚至心甘情愿将自己的一切献了出去。
但教会的贪婪没有止境。为了筹集十字军东征的巨大资金，教会推行了“赎罪券”的制度。只要购买赎罪券，信徒便可以免除一切罪行，甚至连十字军士兵的屠城罪行也能“洗白”。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社会中非常流行，教会借此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然而，尽管教会积累了大量财富，奢靡的生活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有一位教皇，利奥十世，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他继位后，立即开始挥霍无度，迅速耗尽了前任教皇留下的财富。为了填补空缺，他采取了变卖主教职位和进一步扩大赎罪券的销售，甚至根据赎罪券的面值设立了不同等级的价格，从白银到黄金再到钻石，按罪行的严重程度收费。这一行为看似无师自通，但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价格歧视。
尽管教会的财富在不断增加，但并非所有人都默默承受。马丁·路德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公开反对赎罪券，并带着赎罪券去教堂示威，最终触发了大规模的宗教反抗。越来越多的信徒选择脱离天主教，成立了新教。
至于这些税到底持续到什么时候？你可能会吃惊地发现，这种宗教税至今仍然存在。以德国为例，信徒每年要交9%的宗教税，这对于每个月收入4500美元的普通信徒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不同的是，今天的宗教税是由政府收取，转交给教会。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拒绝缴纳税款似乎不会有什么直接后果，最多就是无法在教堂举行婚礼或葬礼。然而，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无法在教堂举行婚礼、洗礼或葬礼，意味着社会的排斥与耻辱。
例如，2010年德国科隆市的莱菲女士，因为她的儿子坎贝悄悄改为无神论者，导致儿子婚礼无法在教堂举行，最终，莱菲几乎将所有积蓄捐给教会，才得以解决问题。
无论是历史的宗教税，还是现代的宗教税，这一制度仍然在一些国家继续存在，展现了宗教与社会的深厚联系以及教会对信徒生活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