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相对应，而鼓吹自由的知识分子大多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自由的，不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其实，他们的思想都和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发表出来的文章体现的思想，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官员，大多是没钱没权的人物。他们成了一个群体，和经济发展有关系，和社会发展也有关系。在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没有太大的影响，毕竟他们要成为权贵，甚至毕生都在考试。一旦考中，就会成为官场的人物，也就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了。而民间的知识分子大多窘困，叫做“君子固穷”。有为民请命的书生，大多被官员打压，一蹶不振，甚至直接发展出金圣叹等秀才们的“哭庙案”。他们没权没钱，读圣贤书，就要学做圣贤，却往往不尽人意。虽然知识分子和不识字的老百姓成为两个阶层，但没有考中的知识分子一文不值。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科举考试的淘汰率太高，主考官评卷的时候主观意向太明显，弄得他们考试就像碰运气，但还是要不断地碰，以至于荒废了青春，浪费了生命。
古代属于农耕文明时期，知识分子受制于这种小农经济模式，思想比较保守，大多不能接受域外文明。即便一些所谓的圣贤之道，也是个人的思想，或者在流传过程中被改造的思想，而不是和别国思想家交流之后的思想。即便有知识分子要求思想独立，也最终会被统治者污蔑为离经叛道，甚至大逆不道。李贽的《焚书》，袁枚的随园都屡遭诟病，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什么。晚清之际，由于资本的入侵，风气大开。知识分子最先觉醒，开始“睁眼看世界”，不但有翻译过来的《天演论》，而且还有自己写的《瀛寰志略》等书籍，算是一种得风气之先的作品。不过，工业制造还是跟不上，处处受制于人，甚至打仗的时候输多赢少。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却无可奈何。即便有很多知识分子留学外国，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也并不能振兴国家。腐朽的政治体制限制了知识分子的发展，也限制了经济发展。
民国以后，留学的知识分子归来。他们大多要肩负起振兴国家的愿望，不但要宣传新思想，而且还要和国内的遗老遗少作斗争。有崇洋媚外的一族，也有“洋为中用”的一族，更多的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引入马克思主义之后，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完全依靠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宽阔大路。那时候，经济不发达，知识分子仍然“固穷”，但他们有热情，有担当，有作为。尤其是革命圣地，经常迎来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他们投入火热的革命中，给革命队伍带来了活力。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放，表现在探索社会理论方面，婚姻自由方面，土地改革方面等等。倘若不受制于经济发展，就不会有土地改革的事情发生。虽然他们是自由之身，但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限制的。经过一定的思想开放期，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就实际多了，或者说比较现实了，甚至很多人不愿意公开提出自己的思想。
百花齐放时期，知识分子以为遇到了春天，就要竞相开放。不料，迎接他们的是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们经受打击之后，就不敢提出什么新思想了，甚至不能写诗，不能写文章，要写就写标语、口号式的东西。他们需要粮食，更需要精神的滋养。可是，当时人们大多搞批斗去了，哪里有心思发展生产？或者说，都吃不饱，社会环境也不是很理想，哪里有心思提出独立的思想？当时思想独立的人是危险的，就是保持独立思考的人也是危险的。知识分子似乎都沉寂了，不会发表什么自己的看法了，即便有自己的看法，也是一种就事论事，遵从“最高指示”，而不会有什么个人的思想锋芒。就连古代的思想家都受到了批判，就更别说当代的思想家了。沈从文不再写作，改为研究服饰，受到的冲击比较小。老舍、赵树理等作家受到的冲击很大，傅雷夫妇自杀，张志新烈士被迫害致死。并不是没有耿直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没有独立的思考，只是没有发表出来，没有被人们认同。
开放之后，欧风美雨进来，知识分子经过洗礼，大多有些崇洋媚外的心态。他们认为外国的一切事物都是好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还有很多国际大奖情节。有电影界的奥斯卡金像奖，有文学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还有物理、化学等方面的诺贝尔奖项。国人似乎不明白，经济腾飞了，为什么培养不出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难道好的知识分子都跑到国外去了？还真有这么回事。清华、北大的大多数学生都要留学欧美，很多都不回来了。混得不好的才会回国，算是报效祖国。邓公曾经说过，有那百分之三的回国留学生就够了。经济飞速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了，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思想界、文学界比较繁荣，有了各种争鸣类报刊，一时间知识分子成了思想引领和展示开放思想的人物，也成了上班族。到现在，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大多不见了，和报刊的选材有关系，和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关系，和经济发展更有关系。
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完成了。一些大城市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发展一点都不比国外差。国外收紧留学生政策，不让留学生学习高精尖的技术，只是放开经济、文学、哲学、艺术等科目，即便学到了物理、化学、数学、航空航天技术的知识分子也会留在外国，一般不会轻易回国，除非被国外审查，才会毅然回国。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产生了，电脑、智能手机、空调、冰箱、新能源汽车都有了生产线。大街上的汽车经常造成堵车现象，城市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很多人都进城了，成为廉价劳动力。按理说，知识分子不愁吃喝了，应该提出一些带有锋芒的思想，引发一些思想界的震动，或者搞一些大讨论、争鸣什么的，但事实上没有这么回事。知识分子更加谨慎，即便在自媒体发言也不是那么激进，更别提有什么思想的锋芒了。
或许，在资本的诱惑下，知识分子都要搞钱了，而不再专注于思想的进步。从“固穷”的状态走向小康，对知识分子来说，似乎是一种悲剧。没有什么比钱财对知识分子的腐蚀更大的了，没有什么比权力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和打压更大的了。知识分子成了“识时务者”，大多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的学问，却不会提出自己的思想，也不会搞什么争鸣了。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也不知道知识分子是不是会做回自己。经济条件好了，尤其是个人的经济条件好了，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混日子的借口，他们需要个性独立，思想自由，需要有自己的言论阵地，而当这些阵地都被资本收买、被权力管控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会蜕变，蜕变为为资本站台的专家学者，蜕变为鼓吹消费主义的媒体人物。或许，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