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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自己,这个时代最诱人的幻觉

       2026-05-29 网络整理佚名1360
    核心提示:“做自己”,已经成为当下最流行的观念之一。这种根源于个人主义的观念,充分肯定了“我”的存在,让我们开始正视自身的欲望和感受,赋予了我们巨大的解放与自由。

    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

    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

    《我的大叔》

    “做自己”,已经成为当下最流行的观念之一。

    这种根源于个人主义的观念,充分肯定了“我”的存在,让我们开始正视自身的欲望和感受,赋予了我们巨大的解放与自由。但是,很难说我们可以通过“做自己”来找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

    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一个脱离关系、脱离具体生活的“自己”能够存在吗?

    这一内核的含混不清,使得“做自己”成为一种悖论般的行为,它不仅难以实现其承诺的圆满和整全,反而成为了自我消耗和意义悬空的根源。

    我们越是“做自己”,越容易迈向一种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当下普遍蔓延的孤独感、价值焦虑与意义感缺失,或多或少地与这个观念的流行有关。

    在《贪婪已死:个体主义之后的政治》一书中,保罗·科利尔和约翰·凯两位作者认为,这股“一切都是关于‘我’”的思潮,误解了人的本性,并正在威胁社会的繁荣。

    他们认为,只有在真实的关系与共同生活里,我们才可能确认自己的价值、意义与存在,而人与人充分的连结,是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

    在个体主义思潮盛行的当下,重返社群,是一件比走向自我更紧迫的事情。

    下文摘自《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

    保罗·科利尔 约翰·凯 著

    01

    一切都是关于“我”的

    近几十年来不少杰出成功人士信奉的、以功绩和名气为之正名的极端个人主义,在思想上已经站不住脚了。

    人类天生是亲社会的,表现欲强烈的贪婪既让人不舒服,又具有传染性。无论是商人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身份政治的主张,还是真人秀明星和网红们的崛起,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特征——一切都是关于“我”的。有些人渴望金钱,有些人渴望得到关注。而硅谷的自由意志主义幻想也建立在类似的自私动机之上。这一切都太过分了。

    奥巴马的继任者是个人主义的殿堂级典范。那个曾经由林肯、罗斯福等伟大的政治家所担任的职位,自2017年以来被一个执政资格只存在于他自己想象中的人霸占了。作为国家元首,他不像艾森豪威尔、里根或者英国女王那样,能象征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对特朗普总统来说,一切都围着“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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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一场美国梦》

    特朗普是通过电视真人秀节目一举成名的。但他至少真的造了些东西(哪怕并不总是花了钱的)。而表现式个人主义连这都做不到:帕丽斯·希尔顿、卡戴珊家族、屁弟派和詹姆斯·查尔斯,这些人只需要做他们自己就能闻名天下。

    在大学里也存在类似的道德优越感,它源自唯能体制固有的关于智力特权的认识:“我很聪明,所以我是正确的。”坚信这一点的人顽固到不仅不想听到异议,还会试图去压制异议。下愚之人不配进行理性讨论,只适合作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他们成了法西斯主义者、恐同者、种族主义者,他们恐惧跨性别人士、否认气候变化。

    媒体和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也有着同样的道德优越感,不过起源不同。从报纸专栏或抗议集会上的强烈愤慨可以看出,对许多人来说,情绪的强度是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更优秀,而且我们会抓住一切机会告诉你这一点。

    这种丑陋的自大、贬损集体以拔高自我,是一种极端精英个人主义的产物,它已经主宰了许多现代政治和文化思想。然而,我们对人类的进化、心理学、人类学和我们这个物种的发展历史了解得越多——现代人已经把这些领域研究得很充分了——就会越清楚,这种个人主义误解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

    人的本性赋予了我们相互影响和共情的独特能力。我们大多不是圣人,但我们大多也不是反社会者。在复杂的现代世界中,如果没有一种高超的相互依存能力,我们必定无法繁荣。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永远不会创造出能够实现现代性的那种复杂性。

    健康的社会是一个由相互的善意、义务感以及协作共事维持起来的庞大网络。有些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个体之间,但大多数都涉及群体——公司、地方政府、学校、社区和家庭。这些相互关系大多基于不成文的认知,而非明确的法律约束。

    但建立和维持这种相互关系网络的能力是需要培养和孕育的,而那些成功人士对个人利益和自我的过分赞颂恰恰会破坏这种关系。

    02

    缺失的角色:社群

    我们不认为个人主义思想元素在本质上是荒谬的。但当这些思想被推向极端时,会推动人们过分强调自我,它们的缺陷会变得具有破坏性,它们会把社会极度缩简成有权利的个人和有义务的国家。这既低估了自愿合作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又将难以承受的负担强加给了国家。

    个人主义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每一种都提供一条通向自我实现的独特路径,但都是关于“我”的。第一条路径是最单调的:通过“我”的消费,这事实上也是经济模式给我们的定位——我们想要消费。

    但对于大多数成功人士来说,拥抱唯能体制早已取代了消费:我们通过自己的成功来自我实现。而现在,这股潮流又遇上了新的挑战,它源于自我表现的诱惑:我是独一无二的!

    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

    《无节制消费的元凶》

    个人主义像所有被过度炒作的产品一样,看起来很棒,但亲自体会一下就不是那回事了。现在我们来谈谈纠正这种思想的哲学和科学。它们提醒我们,那些极度简化的思想中缺失了一个关键角色:社群。

    社群主义有两个相关的核心主张。首先,我们不认为人类是执着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及个人幸福观的自私个体:人们追求的自我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与他人互动来完成,无论是在家庭中、在街道上、在村庄里、在工作中,还是通过其他各式各样的交往方式。

    我们认为,道德、社会和经济主体并不是非个人即国家——社会是一个网络,个体通过参与这个网络中丰富的、互动性的群体活动求得自我实现。其次,我们要重提“公民社会”这一概念。这个术语现在通常用来特指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我们则选择采用其更纯粹、更广义的含义。

    这两个关于人类发展繁荣和公民社会的看法,都是由亚里士多德首先阐明的。人类的目的是获得幸福,过好生活,因此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具有创造相应条件的能力:实现幸福、促进繁荣的条件。

    与功利主义的理性自私个体的效用总和最大化相比,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衡量标准:自我实现意味着实现美德——诚实、勇气、同情心、耐心、公平交易。

    但发展和繁荣需要平衡与适度,即便事关美德也是如此:诚实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告诉孩子他们艺术或体育造诣的深浅;耐心太少是性格弱点,太多也是;富有同情心值得赞赏,但作为一种美德,它的具体表现该是对陷入困境的邻居给予实质帮助,而非杰莉比夫人那种不切实际的全球救世主义。

    世上真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准则——不像康德坚持的那样,他认为说真话的义务意味着人们有必要告知一个潜在的杀人犯他想杀害的人在哪儿,或者像现代人权律师那样,竭尽所能确保已被定罪的贩毒团伙不被驱逐出境。

    那么,社群主义的路径是否比个人主义的虚假承诺更可能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亚当·斯密将幸福描述为“值得爱”。而“经济人”除非得到适当的激励,否则就是贪婪、自私、懒惰的,这样的人不值得爱,而且现代心理学里也找不到这样的人能够自我实现的理论依据。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生存的经济需求放在最基础的位置上,一旦这些目标实现了,我们就会开始寻求归属感、尊重,并最终寻求自我实现。

    需要强调的是,“自我实现”指的并不是在Instagram上发一张自拍照或者其他类似的身份表达方式。马斯洛认为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自我实现”,因为它意味着挖掘出一个人的全部潜力,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03

    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是一切

    马丁·塞利格曼是幸福心理学的先驱。他有一个结论:“人与人的关系虽然不是一切,却几乎是一切。”这个结论话糙理不糙,它呼应了亚当·斯密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意志自由只有被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才有意义。

    社区这种社群形式通常与地方的联系最直接、最紧密。但还存在许多其他类型的社群,比如宗教教派、体育俱乐部、读书会、观鸟俱乐部、校友团体等。这些原本琳琅满目的集体活动都衰落了,让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哀叹不已。

    公民社会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社团组成。亚当·弗格森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与亚当·斯密是同代人,二人时有来往,他在1767年发表了《文明社会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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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边的曼彻斯特》

    年轻时的弗格森曾是苏格兰高地黑卫士兵团的随军牧师,这是一支为平定詹姆斯党人叛乱及维持苏格兰高地治安而成立的步兵部队。“黑卫士”这个名字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人们对它的看法。当时的公民社会站在强制性国家军事等级制度的对立面上。

    不熟悉亚当·斯密作品的现代人在谈到他时,尊他为个人主义的教父,事实上真相完全相反:亚当·斯密绝不是一个人主义者,而是一个社群主义者。在他的重要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他请读者运用他们富有同情心的想象力,尝试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

    不偏不倚需要的不是冷漠超然——我对邻居的孩子应该比对远方不知姓名的孟加拉人更上心;不偏不倚要求人们不能自私,而在约翰·罗尔斯眼里,自私只有在个人对其在未来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才能消失。

    而斯密所指的“公正的旁观者”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不同:“公正的旁观者”对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清晰的认识,但他不强调“我”,他强调“我们”。

    亚当·斯密认为《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并不矛盾。市场中的关系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斯密终身未婚,跟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操持家务之余会跟面包师和屠夫交谈,而斯密则与大卫·休谟、弗格森以及当时爱丁堡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来往甚密。

    在他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但追求个人利益不得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屠夫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着多重义务的人,其次才是屠夫。

    可见,社群主义思想在经济学诞生之时就已经出现了。但不幸的是,在斯密死后,人们只记得他关于屠夫是商人的看法,并最终将其鼓吹成了“经济人”,一个斯密本人会非常厌恶的形象;而他关于屠夫首先是个负有义务的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情感和谐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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