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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两套不同的研究方法，它们并不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本质性差异，因而不是截然对立的。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种基本的认识论。实证主义研究可以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而阐释主义研究则只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对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主要是提出研究假设，而阐释主义认识论指导下的质性研究则与量化研究存在不可调和的认识论分歧。实证主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和阐释主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主要有两点共性，即对经验材料的收集和使用不以对给定总体的直接推论为主要目的，也不解决代表性的问题。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区别

如何理解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区别?先看二者的字面区别，qualitative research 可直译为“质的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可直译为“量的研究”。似乎前者重在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后者重在对研究对象进行数量化测量。但是，区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标准并非其经验材料是否采用数量化的形式。比如，属于质性研究的个案研究也可能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进行个案的呈现。换言之，质性研究并不排斥数字形式的经验材料，即定距变量和定比变量的使用。反之，量化研究也不 排斥定类变量和定序变量这些难以用数字形式呈现的经验材料。那么，两者的区别是否是量化研究比质性研究的数据测量更为精确? 也不是。比如，在阐释主义者看来，这种观点只是特定话语建构出来的“神话”，因为即使要进行量化测量，也需要首先弄清楚测量所采用的话语依据是什么。例如，在某些文化环境中，接受官员的公共服务后向其送礼可能被认为是“还人情”而不是行贿。如果仅从社会研究者一厢情愿的理论假设出发进行研究，以送礼的次数和金额为标准测量官员腐败水平，而完全无视被研究者对其社会行动和社会情境的理解方式，那么即使其测量结果再精确，统计推论再无懈可击，其研究结论也只是研究者自己的话语建构的产物，而与研究对象毫无关系。因此，量化研究测量看似“精确”，但是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和毫无意义的。

还有一种区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常见方法，就是考察其不同的资料搜集技术，特别是其“抽样”方法。比如，质性研究的抽样方法被描述为“理论抽样”，即根据样本所能体现的理论意义进行抽样，抽样单位是案例，样本具有内在的丰富性和整体性，所搜集的资料主要不是数字形式的资料，但也不排除用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数字形式的资料。而量化研究的抽样原则是“统计抽样”，即根据样本对总体的统计代表性，抽样单位是个体，关注个体的特定变量而非整体特征，所搜集的资料主要是数字形式的资料，但也不排除定类和定序变量等非数字形式的资料。这种区分看似公道，但实则仍然只能在实证主义认识论之内才成立，而对于阐释主义来说仍然无法接受。阐释主义者首先就认为“抽样”是实证主义者才会使用的技术词汇，因为它意味着有一个研究者所界定的“总体”，而这可能只是研究者强加于研究对象的实证主义话语建构，而非研究对象自己所遵循的话语体系。比如，一个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想要研究“中产阶级”，则可以根据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所谓客观指标自行确定总体，然后根据“理论抽样”或者“统计抽样”选取符合这些条件的人进行研究。但问题是，研究对象可能根本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根据他们的话语逻辑，他们并不属于研究者所设定的这个“总体”。

有效区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问题似乎无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者只是对两套以非常宽泛的标准划分出来的研究方法的泛指，而并不具有方法论上的本体意义。量化研究与实证主义有单向的唯一对应关系，因此比较容易辨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质性研究则与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都有联系，因此更难以辨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质性研究内部存在高度的多样性，不可能统一在单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下，因此如果根据虚无主义的观点，我们倒也可以把质性研究看作“定量研究”的“他者”。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不同于很多研究者通常所坚持的观点， 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并不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本质差异，因而不是截然对立的，而质性研究内部也并不具有认识论上的一致性，这主要是因为质性研究可以在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应用。

那么实证主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和阐释主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到底有何共同之处，以致人们将它们统称为“质性研究”? 笔者认为，两者的共性主要有两点。第一，质性研究对经验材料的收集和使用不以对给定总体的直接推论为主要目的。实证主义的质性研究都或明或暗地把总体推论作为研究的终极目标，但是也会清醒地意识到质性研究本身无力达到这一目标，因此并不以直接的总体推论为其研究的主要目的，而是审慎地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性结论。而阐释主义的质性研究则否认总体推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强调话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二，质性研究不解决代表性的问题，无论是所谓的统计代表性还是所谓的理论代表性。对于实证主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来说，代表性问题是后续的更多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在假设检验阶段的任务，自己只是提供了可供检验的研究假设。而对于阐释主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来说，“代表性”甚至是一个在阐释主义认识论中并不存在的伪命题，自己的研究任务只是依据特定的话语进行阐释，而其研究结论能否应用于其具体研究对象之外的其他研究对象，则只能依靠其他研究者根据他们的特定话语对其研究结论和新的经验材料进行再阐释。

由于对“阐释”的强调，阐释主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与人文学科有着更强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实际上也 反映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历史渊源，因为自孔德以降的现代社会科学正是从人文学科的母体中独立出来的。而今天，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日益相互渗透，比如历史学和人类学既可以归为人文学科，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学。或许对于强调反思性、历史视野的阐释主义者来说，在阐释主 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与人文学科之间强行划一条非此即彼的界线，这并无实质性意义。一方面，被看作是典型的人文学科的 语言学和文学，目前也大量使用经验研究方法，而不是完全依赖思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大量借鉴了人文学科的历史视野，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社会学当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 究相同，阐释主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也属于经验研究，回答“是什么” 、“为什么”等 问题，而无法回答“应该是什么”这种规范性研究的问题。规范性研究的问题仍然只能由人文学科来回答。

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由实证主义控制着话语权，对实证主义的反思极为缺乏，大量论文的题目中出现“实证研究”的字眼，但研究者很少关注实证主义认识论到底是什么。而在欧洲则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实证主义”一词因在学术论战中被频繁使用而已经略具贬义。

在实证主义依然在美国和中国处于强势的背景下，质性研究方法长期受到量化研究方法的巨大冲击。面对代表性缺乏、科学化程度不足等指责，实证主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被迫向量化研究看齐，努力提高研究过程的标准化和结构化程度。而阐释主义指导下的质性研究则在社会科学中被边缘化，被看作是人类学的专属领地，甚至被看作是属于文化研究领域。如果要证明自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质性研究仍然任重道远。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实证主义只是指导质性研究的其中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不应该垄断质性研究的话语权。换言之，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的唯一模板，标准化、结构化也不是质性研究的唯一出路。质性研究方法的推进需要实证主义与阐释主义两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共同发展，而由于后者的相对弱势地位，目前更应该得到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