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公侯伯子男是五等爵位，追溯其源，可以追溯到《周礼》。不过，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五等爵位并非周代实际的制度，而是《周礼》和《礼记》中的理想蓝图。孟子曾经提到过五等爵，他说：其详不可得闻也，但是他接着又表示，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从孟子的话来看，所谓五等爵的设定是包括天子在内的，而其中的子男被归为同一等级，这与《周礼》的描述有所不同。那么，在孟子之前，爵位体系又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一件出土的青铜器说起。 1929年，洛阳马坡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作册令方彝和作册令簋两件。这些器物大约出自周成王和康王时期。器物上的作册二字，代表的是器主的官职，他的职责是在王身边负责册命；令是器主的名字。在作册令方彝上提到明公受命领导三事四方的官员，其中包括暨卿事寮、暨诸尹、暨里君、暨百工、暨诸侯：侯、甸、男等，很多学者认为，明公指的是周公旦的次子君陈，或者是周公旦的长子鲁侯伯禽。 这段铭文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提到了三事四方的官员身份，而《尚书·酒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酒诰》是周公旦给卫康叔发布的诏书，其中提到的是殷商的政治制度。在《尚书·康王之诰》中也提到庶邦侯、甸、男、卫，整体来看，殷商的职官体系分为内服和外服，其中外服职官包括侯、甸、男等，周代继承了殷商的制度。 侯服、男服，这些职务名称是否与后来的侯爵、男爵有关系呢？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甲骨卜辞中曾出现过某侯田（甸）某某任（男）某卫犬某某牧的记载，这些侯甸男卫犬牧标示的都属于外服职官。从字面意思来看，侯最初是指箭靶子，射侯引申为军事长官；甸代表田，负责粮食输送；男是任，即为王事；卫是指捍卫王室安全的职能；犬则负责田猎；牧则是畜牧的职责。这些外服职官不仅仅是商王的下属，他们还是半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单位，类似于后来的周代诸侯。
显而易见，商代的甲骨文和周初的金文一致，侯、男等职务实际上都属于服役职官，并没有提到公或伯这些称谓。那么，在甲骨文中，公伯子又指的是什么呢？ 公字最早的意思是长者，卜辞中常用来指商王旁系的先祖，如勺岁于多公；伯原本是指头，后来引申为首领或领袖，在卜辞中通常是指方国的首领，如执三邦伯于父丁；子原本是儿子的意思，后来用来指代商人贵族，在甲骨文中也有某子子某的记载。可以看出，公、伯、子这些称谓都带有很强的亲属色彩，代表的是不同的贵族身份，这与侯甸男这种服役身份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 另外，甲骨文中还有君字的使用，卜辞中有多君的记录，大致可以理解为多尹，指的是内服百官的首领，也引申为贵族领袖。 进入西周时期，商代的外服职官犬牧等逐渐消失，但侯甸男这些职官得以保留，继续代表着不同等级的诸侯。而公则逐渐演变为一种尊称，既可以用来称呼位高权重的王室卿士，也可以指代国君。与此同时，周代的伯取代了商代的子，因此伯成为内服贵族的主要称谓，而商代的旧族则依旧使用子作为自称。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规律，实际上伯最初的意思就是老大，而子有时也用作谦称，因此它们之间的使用并不完全固定。 到了春秋时期，霸主会盟的场合上，诸侯需要确定各自的强弱和服从关系。这时候，公伯子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用法，而甸以及相对较强的男也被吸纳进伯这一序列，从而出现了公侯伯子男这一固定的称呼。但这一制度仍然存在问题，《左传》曾提到郑，伯男曹，伯甸，可见郑国原为男服，曹国原为甸服，但在《春秋经》中，他们都被归为伯了；而像许、宿这些较弱的男国，才依然保持男的称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春秋时期男的使用如此稀少。
因此，公侯伯子男实际上是在春秋时期会盟过程中确立的称谓，它代表了鲁国的一种政治理念。然而，由于各个诸侯国的实力此消彼长，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来规范这一称谓。因此，春秋的金文和《左传》中的诸侯称谓其实并不固定。最典型的例子是，楚、吴、越等早期称王的国家，在《春秋经》中仍被称作子。伯子也广泛地用作卿大夫的尊称，而非仅限于诸侯的专属。 到战国初期，孟子将天子、公、侯、伯、子男列为周代的五等爵位，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爵字最初指的是青铜爵器。《诗经·大雅·桑柔》中提到：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表明在西周后期，爵位已经开始表示贵族的等级。《左传》也提到过无失班爵，表明春秋时期已经存在爵位制度。天子封诸侯时常常赐予他们命，而这些命便是他们的等级，而赐命所用的礼器就是爵。战国时期的二十等爵则是这种制度的延续，体现了个人的等级划分。 如此看来，我们就能明白五等爵是如何被构建的。实际上，诸侯、大夫都有爵位，这个爵位代表的是个人的等级，而诸侯国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爵位体系，只有商周时期的侯男服制以及春秋会盟形成的公侯伯子男现象。春秋末年，随着服制的解体，战国时期的五等爵和五服的概念逐渐形成，尽管它们有一定的历史原型，但更多是出于儒家理想的构建，与甲骨文、金文以及《左传》中的记载并不一致。 所谓的五服，最早见于《国语·周语》，其中提到西周的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这一记载与前述的内外服制并不一致。《史记·夏本纪》追溯到大禹时期，将五服解释为每个服役区的距离为五百里，而《周礼》则进一步扩展，提出了九服和九畿概念。这种地方分布和权利义务的分配，其实只是理想化的构建，显然并不具备实际的操作性，且缺乏可信度。
参考文献： 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郭沫若：《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 卢中阳：《商周指定服役制度研究》 魏芃：《西周春秋时期五等爵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