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兵
数字技术正深度重塑全球文化生态，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已成为时代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3月在湖南考察时提出两道“融合命题”，其中就要求“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文化科技融合，既要以技术激活文化资源，也要守住文化根脉、涵养文化多样性。近年来，有关伦理原则逐步完备，政策文件也相继出台，但AI魔改经典、深度伪造等问题仍时有发生，治理原则与治理效果之间存在落差。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改变现有治理对过程的忽视，建立以过程揭示为导向的机制思维方法论。
从原则到机制：
治理范式的方法论转向
长期以来，文化科技伦理治理的主流范式可概括为“原则思维”，相信只要确立增进人类福祉等价值准则，辅以伦理审查制度架构，伦理问题便会自然解决。但文化科技伦理领域利益多元、责任模糊，黑箱式的因果判断难以充分回应“什么条件、什么方式、产生什么后果”这一系列机制性问题。国外学者指出，有效的解释不仅要回答“发生了什么”，更要回答“通过什么过程发生”。国内专家进一步阐明，所谓社会机制，就是一组在控制条件下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只有打开过程黑箱，才能真正理解治理何以有效、何以失灵，并将成功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方法论。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体系化思维推进文化科技机制改革。机制思维正是这一思路在伦理治理领域的延伸，它将分析焦点从“有什么原则、有什么制度”推向“原则与制度如何发挥作用”。
机制思维的核心在于循着“行动者—动力—传导—条件—稳定”线索，追问机制的构成与运行，构建一套可用于诊断与设计的分析工具。行动者追问在于厘清政府监管部门、平台企业、算法工程师、内容创作者、公众等要素，判断谁是关键行动者；动力追问是指识别治理的行政权力、市场激励、技术约束、社会舆论以及法律问责，研判作用力的来源；传导追问在于解析目标从决策层到执行层、从监管者到被监管者所经过的特定路径；条件追问就是分析伦理审查在什么情境下被严格执行，搞清楚什么条件下算法偏见被放大或被校正；稳定追问则是识别自维持逻辑，追问具体治理措施为何持续生效？这五个追问体现了机制思维的四重方法论价值：让表面问题走向生成过程，从“出了什么问题”上升为追问“问题如何被生产出来”；突破制度的静态观点，关注行动者在特定关系中动态互动的过程；让治理不再依赖“应当”的道德呼吁，而是直面行动者的利益逻辑和行为动机；让复杂问题可拆解，将宏大治理目标分解为可操作、可追溯、可问责的具体环节。原则思维回答“应当做什么”，机制思维回答“如何做得到”，这一转换正是“探索有效机制”的方法论内涵。
用机制思维把脉治理困境
基于机制思维从五个维度审视当前文化科技伦理治理实践，可以发现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行动者维度，当前治理较多依赖政府监管部门，企业、行业组织、社会公众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企业更多是被动的监管对象，而非治理的内嵌主体。在动力维度，作用力主要来自行政命令与专项整治，市场激励、技术约束、社会监督等力量相对薄弱，治理积极性主要来自政府，其他主体参与不足，整治过后问题时有反弹。在传导维度，政策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规制力传导不畅，政府要求如何转化为企业行为，缺乏制度化的传导机制。在条件维度，企业面对“高风险”AI应用、何时需要“熔断”缺乏明确的操作标准，伦理复查的触发条件较为模糊。在稳定维度，治理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领导重视程度”和“专项整治”的阶段性驱动，尚未形成稳定的制度保障；问责链条存在缺口，有部署但缺乏检查、有检查但缺乏处置、有处置但缺乏追溯，闭环问责有待完善。当前文化科技伦理治理的薄弱环节不在于原则缺失，而在于机制尚不健全。从原则思维转向机制思维，是实现治理从“软约束”到“硬基建”跃迁的重要途径。
基于“五个追问”的治理探索实践
机制思维的“五个追问”既是诊断治理困境的分析框架，也是推动实践的行动工具。马栏山（长沙）视频文创产业园基于这五个维度的治理探索，初步验证了机制思维框架的适用性。在行动者维度，园区构建了“政府引导、学界支撑、企业践行、社会监督”的治理格局，将园区5000余家企业从监管对象转化为治理参与者；在动力维度，园区引入技术约束与市场激励，改变了过去单纯依赖行政命令的治理方式；在传导维度，园区设置了前置合规审核机制，将合规要求嵌入内容生产的技术流程，使合规成为必经节点，实现了传导路径从线性链条向嵌入式流程的转变；在条件维度，园区明确提出数据伦理、算法伦理、知识产权、文化安全“四条底线”，使各级治理的触发条件清晰可辨；在稳定维度，园区将伦理要求写入企业考核、技术标准与司法实践，探索从“运动式整治”向“日常运行”转换。这一转换已经显现成效：湖南省区域科技伦理审查中心落户园区，实现伦理审查服务前移，推动湖南广电等企业完成算法备案与关键数据要素登记，伦理备案周期从传统的一至三个月压缩到三至七天。这种从“五个追问”出发诊断问题，以“四重价值”设计机制的治理探索，让治理流程在每一个追问的落实中逐步走向系统化、可操作化。
【作者为南华大学教授、博士。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工智能体伦理责任的多主体归属困境及协同治理研究”（25BKX02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