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以骂人闻名，不管是谁，想骂就骂，民国时期的文化界名人几乎都被他骂个遍：在这些被骂的人中，有人反唇相讥和他对骂；也有人置之不理，从不回应，胡适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鲁迅在杂文中多次以“博士”“新月社”等代称，或直接点名，对胡适的“整理国故”“好政府主义”以及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进行过尖锐批评。而胡适虽然偶尔在日记或私信中表达不快，却极少在公开场合正面回应鲁迅。
这并非因为“怕”，背后涉及的是两人身份定位、处事哲学以及文化立场的根本差异。
一、身份定位不同：战士与导师
•鲁迅自认是“站在荒野中呐喊”的战士，他的杂文是“匕首与投枪”，主要职责是批判。他看不惯胡适那种在军阀政府边缘谋求“好政府”的改良主义，认为在“非人的时代”谈“人道的改良”近乎迂腐。对于他来说，骂胡适是一种“思想清算”，是为划清与“新月派”的界限。
•胡适则自视为“国民导师”和“社会的医生”。他的风格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强调建设和容忍。在他看来，文人之间公开对骂有失体统，且不利于他所倡导的“公共理性”氛围。他更愿意通过写文章、办教育、做学问来“立”，而非与人在报纸上纠缠。
二、处事哲学：进化论与实验主义
•胡适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认为任何理论都要看它的“效果”。他深知鲁迅的文字影响力极大，如果公开回应，只会将论战升级，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文人相轻”，对于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中日关系、教育经费、宪政建设）毫无益处。他曾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即便对批评者，他也倾向于保持表面的风度。
•鲁迅则更接近进化论视角下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宽容只会纵容恶的蔓延。他对胡适的批评，其实夹杂着对后者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立场摇摆的失望，以及对胡适在30年代面对日本侵略时“主和”倾向的愤怒。
三、政治态度的分化
到了1930年代，两人的政治分野已十分清晰：
•鲁迅在左翼联盟中，对国民党政府持坚决批判态度，认为胡适作为体制内的“高调自由主义者”，客观上起到了“帮闲”的作用。
•胡适则试图在国民党独裁与左翼革命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希望通过规劝、参与来推动政府开明化。
这种根本路线的分歧，决定了鲁迅必须通过“骂”来表明立场；而胡适则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其互相消耗，不如各干各的事。
四、胡适的“不回应”有更深层的策略
胡适并非完全不在乎。他在1934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周作人、鲁迅弟兄，都是没有政治主张的人。他们的思想，只是‘不合作’三个字。”他在私下对鲁迅的文学才华是认可的，但对鲁迅的“偏激”不以为然。
他不公开回应的原因有三：
1. 爱惜羽毛：如果公开对骂，无论输赢，都会损害他作为“学界领袖”的公众形象。
2. 保护自己：鲁迅背后有左翼文化界的支持，且鲁迅当时已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胡适不愿卷入不必要的政治漩涡。
3. 根本无视：在胡适看来，鲁迅是一个“文学家”，而他自己要做的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事。他相信历史的评判，而非一时的口舌之快。
五、个人修养与文化背景
作为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长期写批判文章为主，逐渐形成了愤世嫉俗、嫉恶如仇的性格，容不得任何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显得有些尖酸刻薄，有点小家子气。
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楷模的胡适则表现出优雅的风度和非凡的气度，在个人修养上胜鲁迅一筹。
一个有趣的细节：
鲁迅去世后，胡适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在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四处碰壁时，主动出面帮忙联系商务印书馆，促成了全集的出版。当有人攻击鲁迅时，胡适也曾说：“鲁迅是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的小说、杂文都写得好。”足见胡适的胸怀。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民国时期，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大多激进派，主张暴力革命；而欧美留学回来的则多属于“温和派”，主张渐进的改良，可能是形成鲁迅和胡适不同性格的大背景。
胡适的“不回应”并非源于恐惧，而是一种基于身份自觉的“降维包容”——他把自己定位在更高的制度建设层面，不愿意与一个“职业批判家”在报纸上打笔墨官司。
总结：鲁迅骂胡适，是因为他看到了后者“温和改良”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无力感；胡适不回应，是因为他始终信奉“容忍”与“建设”的价值，觉得那种“刀对刀、枪对枪”的骂战，于国于己都毫无意义。
两人一生都没有真正“和解”，但胡适在鲁迅身后所展现的宽容与务实，或许比任何口头上的回应，都更深刻地回扣了鲁迅当年对他的诘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