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收录于话题#鲁迅 6 个 #胡适 1 个 #新青年 2 个 #文化漫谈 55 个
胡适作为近代中国最富盛名的文化名人之一，身上同时集合了诸多矛盾和争议。
网络上关于胡适的热议
他以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却被批评为“全盘西化”的始祖，同时在私德方面“臭名昭著”，年轻时的他说是放浪形骸也不为过；
他大手一挥，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帷幕，倡导白话文运动，宣扬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却也曾形容中国留学生的高昂抗日热情是肤浅的“爱国癫”，缺乏理性思考；
胡适说过：“《新青年》杂志代表和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但又因为理念原因，离开《新青年》编辑部；
他曾与昔日战友鲁迅相互认同、惺惺相惜、交往密切，却渐渐分道扬镳，还被鲁迅多次明里暗里讥讽和吐槽……
而近几年，网络热梗中的胡适给我们留下的，则是在打牌和下定决心好好读书之间反复横跳的大学生形象，这种“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混吃等死”的态度令无数学生感慨“像极了深夜赶ddl时的自己”。
著名的“胡适日记”
多重形象交叠，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胡适？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概括他的一生，是否公允？
尽管身为政治人物，胡适不乏思想不成熟之处，但作为自由学者的胡适在无数领域都曾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除了我们熟知的在文学方面开展白话文运动之外，他还涉足哲学、历史、教育等多个领域，且在每个领域中都做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
在封建迷信氛围尚且浓厚的旧中国，胡适的举动无疑是“叛逆”的，甚至称得上“大逆不道”，他称自己为“新人”，这些思想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或许已经陈旧，但其进步意义如今依然如此可贵。
胡适身上有无数头衔，北大校长、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能完整概括他的一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现代中国历史中绕不开的人物。
01
一代人才与“过河卒子”
胡适的一生，既有与学术知识相伴随的荣光，也有政治纠缠下的无可奈何。
胡适，名洪骍、嗣糜，字适之，1891年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身处变革的时代，胡适在传统文化与白话俗语的双重滋养下长大。
少年时期，胡适便展露出“叛逆”的一面——十一岁时，在阅读了《家训》《神灭论》后，他不再相信神鬼地狱之说，甚至因此惹祸；十四岁，他还参与了组建新公学。
在上海，胡适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自命为“新人”，并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字“适之”。同时，梁启超的思想也深深震撼了胡适尚显稚嫩的内心，使其开始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试图寻求变革。此外，胡适还参与编辑了颇有进步意义的报纸《竞业旬报》，既创造了锻炼白话的好机会，也给他提供了自由发表思想、破除封建迷信的空间。
1910年，刚过二十岁的胡适考取了留美资格，在美国学习游历期间，他弃农从文，攻读哲学，并受老师杜威的影响，总结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著名的治学方法。
《觉醒年代》中的胡适
在汲取了多方面知识养料后，胡适将它们运用到文学、哲学、政治等多领域，开始实现自己变革中国的理想：
在文学上，他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主张用白话取代文言；在哲学上，他用全新的眼光编写哲学史，写下《中国哲学史大纲》；“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加入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估热潮，开展“整理国故”的工作。
胡适一生关心教育，并在1946——1948年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然而，由于政治倾向上的束缚，他在学术成就上已大不如前。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这是胡适对自身的感叹，也让我们看到了身处时代风口浪尖之时的无可奈何之处。
02
全盘西化与中国文明
国内学术界往往将胡适批评为“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始祖，但事实是否果然如此？
深入其中就会发现，胡适对中国文化的主张曾发生过实质性改变。
胡适早年曾屡次为中国文化辩护，但1917年归国后，他从赞誉、褒扬中国文化转为指责、攻击，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对中美两国现实的对比所产生的恨铁不成钢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与美国的稳定繁荣相比，中国民族文化仍然极为落后，新思潮不曾广泛传播、文化界也几近枯竭，这种状况导致了胡适不满，认为中国惰性太大，进三步，退两步。
这样苛刻的言辞是否意味着他对中国文化完全失望了呢？相反，胡适可以说是满怀信心。他认为，中国人的大错之处就在于，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祖宗的遗产太丰富了，故步自封才导致今天的落后局面，自信心必须建立在反省的基础上。
之所以不能将胡适斥为民族虚无主义简单了事，就在于他仍然保持着对民族未来的希望，仍然思忖着如何建立未来文化，使中华民族不至于覆灭，而能够兴旺发达。
胡适的文化主张，可以通过文化一元论和其对物质、精神文明的解读略窥其貌。
一方面，面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多元论，胡适大力主张文化一元论，认为世界文化发展只有一条道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不过是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之差。民主与科学标志着西方已经迈向近代，而中国文化则未能完全摆脱中世纪，既然如此，又怎能不学习西方呢？
另一方面，虽受梁启超影响，但胡适并不同意其将东西方文明简单划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是认为无论何种文明都包括物质和精神两种成分。物质文明不应是征服物质的文明，而是为物质所征服的文明，而所谓的精神文明则是对精神、理智上的需要的满足，如此看来，梁的观点实则颠倒了。
在文化讨论中，“全盘西化”这一说法往往被归为胡适名下，但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
胡适起初坚定反对“对西方文化取其所当取，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这种变相的折中论，但后来又与提出这一主张的十教授和解。对此，胡适说，他曾强调“全盘西化”，但由于真正的“全盘”是百分之百，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他建议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充分”在数量上是“尽量”，在精神上是“尽力”。如此，既能免去无谓的争论，也能争取更多同情和帮助。
从批评调和派到与之合作，胡适思想的重大改变可能是由于其与政治的纠缠，思想不能完全诚实，说话也不得不瞻前顾后，欲言又止。
胡适的文化观既具有历史的眼光和时代意义，但其缺少应有的客观冷静分析态度，“全盘西化”中也不免偏激成分，构成了这一资产阶级学者的悲剧。
03
文学改良与中国思维方式之探究
身为学者的胡适，其最为人所知的贡献便是在文学与哲学方面的成就。
新文化运动发轫于文学改革，而胡适正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资产阶级意识的觉醒以及“历史的眼光”使然。
胡适对对文学被垄断，把持在少数文人、士大夫手中的局面感到不满，提倡文学实现性质上的根本转变——由为少数人服务的玩偶变成广大群众抒情达意的工具。让文学接近大众、将方言作为表达工具，无不体现出他明确的资产阶级意识。
同时，胡适认为，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每个时代都有适合自己的表达形式，文言文典故堆砌、无病呻吟的特点已不能很好地发挥抒情达意的作用，已成为“半死的文字”，因此当用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的“俗字俗语”取而代之。
虽然胡适为新文化运动做出重大贡献，但学界往往对其评价过低，甚至认为他只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其中却有不公之处。
整理旧小说，写新体自由式并出版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为统一国语做工作……这一系列工作无不体现出胡适为文学改良所做出的实际贡献；而文学改良的口号恰恰在于排斥文言所代表的时代观念和价值体系，用新形式承载现代人新的观念和情感。
胡适举例，如若要写一封拒绝的电文，黄侃用12个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适的白话文电文是5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在学术上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观。
清代学术和其他时代一样，哲学史研究仍然和经学、子学纠缠在一起，文、史、哲不分，而胡适则在西方传统哲学思维及实证思维术的影响下，把留美时期博士论文修订扩编成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这是对传统的突破，标志着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诞生。
在北大授课期间，胡适讲授了一套崭新面貌的哲学史：考据、训诂被划出哲学史范围；从孔、老讲起，打破尧舜的神话；划清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将孔子与诸子平列；运用西方哲学史的分期研究方法，划分出古代（诸子时代）、中世纪（汉到北宋）、近代（明清之后）、文艺复兴时代（西学引入后）……
胡适重视方法论，认为哲学是受其方法制约的，中国古代没有“名家”，无论哪一派都是“名家”。
尽管现在看来，胡适的工作中不乏牵强附会之处，但其开创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04
治学方法新论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口号概括了胡适一生的治学方法，和“整理国故”联系在一起，深深影响了“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学术界。
胡适偏爱考据，在留学时期深受杜威关于思维的思想的启发，运用杜威的思想比较、汇通了西方的校勘学和中国的汉学，认为二者有相同之处：从常识出发。而所谓科学不过是常识的规范化和系统化而已，因此现代科学法则和古代的考据学等在方法上是相通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思想诞生了。
这一口号真正付诸实践，是胡适自1923年起着手进行的“整理国故”工作，他兼治中西、融会贯通，又有一套自觉的方法论作为指导，因此在学术研究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胡适特别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尽量扩大研究范围；系统地整理，不能只出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注重比较参考的资料……
在此基础上，他在整理旧小说、考证《红楼梦》、研究禅宗史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斐然成绩：他研究白话小说，确立了它们的文学史地位；他钻研《红楼梦》长达12年，观点至今仍产生重要影响；他的治学方法虽有主观唯心主义之嫌，但在整理禅宗史时也注重史料搜集。
胡适与中国文化史的关系，可以用几个“第一”来概括：
第一个提出用白话取代文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第一个用白话写诗，推动了现代新诗的诞生。
第一个编写中国哲学史专著，促进中国哲学史科学的诞生。
第一个把白话小说作为学术项目进行研究。
第一个用现代观点考证《红楼梦》，开创了一代新红学……
他没有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胡适。
对于历史人物，一味赞扬和全盘否定，均非正确的态度。无论如何，胡适都在觉醒年代的激荡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功过是非，值得我们深思。
就像网友喜欢吐槽胡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幼稚浅薄”，却鲜有人知道，他也曾说过“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幼慈的问题》）”这样振聋发聩的话语。
而面对围绕自己的批判，胡适其实已经有过一种回答，陈源曾给胡适去信称：“对于你，（批判）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胡适则在这句话旁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