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通过对比18世纪的“公开酷刑”与19世纪的“监狱监禁”，揭示权力管控逻辑的现代化转型。18世纪的公开酷刑（如将犯人拉到广场鞭打、处决），是通过“暴力展示”威慑民众，以恐惧维持服从，核心是“外在的强制”。到了19世纪，监狱取代酷刑成为主要惩罚方式，权力的管控变得更高效、更隐蔽——监狱通过“时间管理”（按时起床、劳动、熄灯）、“行为规范”（统一着装、整理内务）、“心理改造”（思想教育、忏悔），让犯人从“身体服从”转向“心灵服从”，甚至在出狱后仍能自觉遵守社会规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圆形监狱”模型（边沁设计），完美体现了现代规训的核心逻辑：监狱中心是瞭望塔，四周是环形牢房，犯人时刻处于“可能被监视”的状态，却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正被监视。这种“不确定性的监视”，让犯人逐渐学会“自我监视”——即使没有狱警，也会主动遵守规则，因为“害怕被发现违规”。福柯认为，圆形监狱是现代规训社会的缩影：权力不再需要暴力威胁，而是通过制造“无形的监视网络”，让个体主动将规训内化为“自我约束”，就像现代社会的考勤制度、监控摄像头、绩效评估，本质都是圆形监狱的延伸——员工在办公室即使无人监督，也会按时上下班、认真工作；学生在教室即使老师不在，也会遵守纪律，权力通过这些制度，让“服从”成为个体的本能反应。
三、主体建构：从“被塑造的自我”到“清醒的生存实践”
福柯思想的核心，最终落在“主体”的建构上——他彻底打破了“自我是天生本质”的传统认知，提出“所谓‘自我’，并非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权力与知识通过持续规训，逐渐塑造的产物”。一个人认为“我是自律的人”，这种认知并非天生：小时候，父母通过“按时睡觉、整理玩具”规训他，让他知道“不自律是错的”；上学后，老师通过“按时交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强化“自律=优秀”的观念；工作后，公司通过“考勤打卡、绩效目标”将“自律”与“职业素养”绑定。久而久之，他将这些外部规训内化为自我要求，甚至会因“偶尔偷懒”而自责——这个“自责的自我”，正是权力规训的结果。
但福柯的理论并非“悲观的决定论”，他强调“解构规训的可能性”：通过追溯权力与知识的历史，看清自我认知背后的权力逻辑，就能打破“理所当然”的规训，重新定义自我。这种“清醒的生存实践”，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当我们面对“这是科学证明的真理”“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这类话语时，不应盲目接受，而应追问“这个知识是谁生产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权力逻辑？”比如“女性应该以家庭为重”的说法，本质是传统性别权力通过“社会伦理知识”对女性角色的规训——它将“家庭”定义为女性的唯一价值场域，却忽视了女性的自我需求。此时，我们可以拒绝这种单一标准，选择“兼顾家庭与事业”或“优先追求自我价值”，不被权力塑造的“正确”绑架。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打破“自我的单一化”——不被“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规训束缚。现代社会中，“成功=有钱有地位”“好父母=牺牲所有时间陪孩子”这类标准，都是权力通过话语建构的“模板化自我”，却忽视了个体的独特性。一个人可以既是“努力工作的职场人”，也是“喜欢偶尔躺平的普通人”；既是“重视家庭的父母”，也是“保留个人爱好的个体”——自我不应是权力定义的单一模板，而应是开放的、可塑造的，允许多元需求共存。
